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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伟军: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及其实践路径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21-05-28

摘要

统一战线范式主要是指描述统一战线发展逻辑的一套科学的术语体系和分析方法,是统一战线概念、价值、理论、话语的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百年进程中历经范式变迁。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统一战线范式创新提出理论与实践双方面的需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驱动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主要表现为人民共和、社会团结、软性治理等三个方面理念及话语的融合建立和协同发展。统一战线范式创新要在遵循基本规范的基础上,从体系和能力两个方面进行实践探索,推动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机融合,发掘中国政治体制内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资源。

关键词

国家治理现代化;统一战线范式;人民共和;社会团结;软性治理

作者简介

张伟军,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一、统一战线范式问题的提出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的基础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自我完善,形成成熟定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在中国国家治理结构中,中国共产党处于核心地位,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保障。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1],在社会主义建设及改革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统一战线作为重要的政治历史资源,需要得到进一步运用。要发展和充实统一战线蕴含的民主治理、复合治理等现代国家治理价值,拓展统一战线范围,夯实统一战线作为人民共和实施机制的既有基础,赋予统一战线国家治理之道的新内涵,推进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及实践创新。

统一战线范式主要是指描述统一战线发展逻辑的一套科学的术语体系和分析方法,是统一战线概念、价值、理论、话语的总和。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是一门专门科学,我们党内有很多人还没有学会,很多人不善于同党外人士合作,我们要学会这一门科学。”[2]作为专门科学的统一战线有其范式意涵。范式具有表达实践、塑造实践和指导实践的功能。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范式是在某一学科内被人们所共同接受、使用并作为思想交流的一整套概念体系和分析方法。”[3]统一战线范式既有利于表达统一战线理论的内容,又契合统一战线作为一种政治实践思维和政治实践方法的特质,是能够科学表述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内容的学术概念。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百年进程中历经范式变迁。在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形式是革命阶级和支持革命阶级之间的政治联合,直接目标是实现革命力量的最大化,最终目的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革命阶级联合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战线承担的革命战略和国家政权建构的历史使命基本完成。由此,统一战线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治结构及其治理实践中,需要新的定位、形式及话语表达。毛泽东用“一把头发”和“一根头发”关系做比喻[4],重申了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样有存在的社会政治基础及现实必要性。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恢复和发展了统一战线,扩大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将统一战线纳入党治国理政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统一战线和统战工作摆在全党工作的重要位置。《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强调,统一战线要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服务。统一战线范式朝着融入国家治理的方向变迁。

统一战线百年发展历程驱动范式生成和创新。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用“重要法宝”话语描述统一战线的定位和功能。由于各时期中心任务的不同,统一战线作为重要法宝的描述范式各有侧重。一是“革命策略/战略”范式。毛泽东在论述中国共产党对未来中国政治图景主张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三篇经典文献中,都坚持了各革命阶级联合建政的主张,构成中国共产党关于通过统一战线建立新中国的系统理论。林尚立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视为中国共产党的建国方略[5]。二是“国家治理之道”范式。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命题提出后,学界就如何认识新时代统一战线提出若干观点。陈明明指出,统一战线经过革命策略阶段,发展为国家治理的战略安排,并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体现作为价值根基的治道功能[6]。林华山等认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将从“联盟之术”走向“强国之道”[7]。可见,学界已意识到对百年统一战线进程要与时俱进作出表述发展,但尚未充分建立和使用作为科学范畴及其逻辑基础的范式概念。范式一般表现出“范式→常规科学→危机→革命→新范式”的演进模式。要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推进统一战线范式创新,以创新范式指导统一战线的重要法宝作用发挥。


二、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时代需求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项系统的政治工程,包括政治价值、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机制、政治技术、政治权利、政治文化、政治心理等方面从传统向现代转型,是相对于传统治理而言的。传统国家治理的特征主要体现为治理主体的一元化、治理方式的人治性、治理程序的随意性以及治理结果的不可救济等。现代国家治理是对传统治理的超越。治理多元化、治理法治化、治理制度化、治理程序化、治理规范化、治理民主化、治理公开化、权力受监督、治理后果可救济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内容[8]。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产生于革命战争环境,在一定程度上遗留敌我二元对立烙印以及策略性、工具性为主的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统一战线作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和整合社会、促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机制,深度发挥了服务现代化建设的工具性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统一战线范式创新提出理论与实践双方面的新需求。

(一)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理论需求

从政治发展角度审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生成和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其产生于严酷的战争环境,目的是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增强己方力量、削弱敌方力量,取得革命的胜利。毛泽东在1925年指出:“我们的革命要有不领错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我们要分辨真正的敌友,不可不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作一个大概的分析。”[9]出于此政治目的而产生的统一战线,建立在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和整个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基础之上,能够准确地找到革命的同盟者,有利于革命形态统一战线的建立。另一方面,革命战争环境下建立的统一战线具有敌我二元对立的深刻烙印。统一战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一些传统政治中的合纵连横方法。统一战线在发挥革命胜利重要法宝功能的同时,不可避免地留下了工具性思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民内部矛盾占主导地位,统一战线范式要与这个实际相适应,建立融入国家治理的目的性思维。当然,这不是说现时代统一战线要全面清除“敌我”意识,因为敌我矛盾仍可能在一定条件下呈现和激发。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审视,统一战线范式要对三个方面的理论问题加深描述。

首先,统一战线的属性层次:政治工具与政治大道。统一战线贯穿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历史,反映各种政治联合与政治斗争现象。政治联合及政治斗争旨在保证己方利益最大化和政治目标的实现,在封建王朝更替中往往归属于政治谋术的范畴,显现很强的政治工具属性。中国政治史的源头是黄帝部落与炎帝部落结成联盟打败蚩尤部落的历史叙事。在中国历史朝代更替过程中,这种政治联盟的形成和斗争屡见不鲜。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主要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革命联盟,壮大革命势力,夺取最后的胜利。这就需要从理论上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与传统的政治结盟有何本质不同,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如何超越传统的政治工具而成为政治大道。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推进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重要原因。

其次,统一战线的功能定位:政治策略与战略安排。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在内容上是不断变迁的,服务于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和目标。其中,不变的是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统一战线内容上的灵活性适应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需要,体现出较强烈的政治策略特征。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国家治理的制度、技术和方法等具有高度的可预期性和稳定性。要通过理论和话语体系创新,消解统一战线单纯作为政治策略的历史印象,凸显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体系战略性安排的意涵。要将统一战线全面纳入国家治理的主体框架之中,实施对涉统一战线问题的一体化、整体性治理,避免对涉统一战线事务的碎片化治理。这要求在国家治理全局中建立统一战线与当代中国政治共同体建构相统一的“大统战”认知范式。

再次,统一战线的运转效能:应然定位与实现程度。统一战线在党的理论政策层面一直受到高度重视。但在实践层面,统一战线一度面临“上层论”“无关论”“花瓶论”“麻烦论”等论调[10]。统一战线的应然定位与实现程度之间存在差距。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国家治理体系要真正反映现代化的基本价值,且要最大程度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统一战线的目的和价值是团结更多的人参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新时代,要扩大团结面,加强基层统战,在更大范围和更高程度发挥统一战线治理效能。这要求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建立融通应然与实然的统一战线范式。

(二)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实践需求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是在长期政治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范围经历了逐步扩容的变迁。实践中,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覆盖面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统一战线的实际效能亟须通过范式创新指导提升。

首先,统一战线的社会结构基础发生重大变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改变。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显示,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达到63.89%[11]。国民受教育水平尤其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和比例大幅度上升。2020年,中国高等教育净入学率达到38.59%,高等教育录取率超过80%[12]。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成为吸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力。2018年,全国私营企业达3 143.26万户,从业人员超2.1亿[13]。社会结构变化产生大量新的统一战线工作对象,扩大了统一战线的社会基础,同时给统一战线工作带来了挑战。如何将数量庞大的新社会群体纳入统一战线,是一项重大课题。又如在民族关系方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构筑国家政治社会机制的基础工程,也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方向和根本方法。在港澳台海外关系方面,反对“港独”“台独”的任务加重,要通过完善反分裂制度和实施机制,切实维护国家安全。

其次,统一战线需要新的话语表达体系。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对传统治理话语体系进行提升,建构符合时代特点、反映治理现代化内容的新话语体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从产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百年的历程,形成了独特的话语,但在科学化理论化表述方面仍可进一步深化。当前,对统一战线实践的表述多使用党的理论政策话语,相对缺乏深刻的学术理论话语建构。这一方面是因统一战线本身是一项高度实践性的政治艺术,另一方面反映了统战理论对实践缺乏学术理论话语建构的自觉。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中,要对统一战线实践进行总结,准确地用新的话语进行体系化建构,讲好统一战线实践故事,塑造统一战线新形象,促进统一战线在更大的范围内被认同。

再次,统一战线的实践效能需要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在价值上指向国家内部的一体化和民主化。国家治理一体化是促进一致性认同的基础,与国家治理民主化并不冲突。国家治理民主化意味着更多的主体按照同样的国家政治规则参与治理,意味着平等和包容。统一战线生成的基础是多元政治社会主体的存在,基本运作机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多元政治社会格局进行有机整合,在差异性中寻求共同性,在多样性中实现一致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满足了中国共产党联合各革命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面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难题,统一战线如何继续发挥整合性、协调性功能,是一项重大的挑战。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广泛多样性,统一战线要提高制度化整合能力和治理效能。


三、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内容指向

不同时期统一战线内容和形式的调整和变化,背后逻辑是统一战线范式的不断调整和变化。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范式需要因应时代要求进行创新。统一战线范式创新主要表现为人民共和、社会团结、软性治理等三个方面理念及话语的融合建立和协同发展。统一战线三个方面范式的创新和进一步确立,是统一战线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的理论调适和回应,标志着具有百年实践传统的统一战线正在从“治术”为主向“治术”与“治道”并重的方向发展[14]。

(一)作为人民共和基础的统一战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统一战线,夯实了人民共和的基本制度框架和形态。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以阶级联盟为主要形式和内容,经历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工农联盟、各抗日阶级的联盟、各民主阶级的联盟等阶段,最后以统一战线各阶级为基础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贯彻和体现了统一战线建国的基本政治原则和政治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建国主张经历了从联合政府到人民民主专政的演进,政府组织形式经历了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职权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的发展。其中的政治逻辑是将统一战线进一步融入国家政权的人民主体,各阶级、各民族、各政党以人民共和方式进入政治共同体。《共同纲领》在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一战线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联盟转变为人民共和的政治形态,人民共和成为统一战线的新的理论形态和价值追求。统一战线成为落实人民共和国家性质的制度机制。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自己领导的统一战线性质和功能的转变也做出了正确的认识。195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后,毛泽东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功能定位为统一战线性质组织。1956年中国共产党八大对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关系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定位,确立了中国新型政党关系的基本格局。

改革开放后,统一战线的性质从阶级联盟转变为政治联盟。统一战线的阶级联盟话语模式被新的人民内部联合话语模式所取代[15]。统一战线在范围上进一步扩大,在人民共和国建设中得到全方位实践。统一战线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的联盟。统一战线范围的扩大体现了人民共和主体范围的扩容。从实践上看,通过健全民主和实行法治,统一战线成员参与国家建设、管理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人民共和的制度机制进一步完善。统一战线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在国家基本制度的框架下得到调节,人民共和的国家性质在实践中得到广泛真实的体现。

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实践探索,统一战线范式把革命时期的阶级联盟范式转变为政治联盟的人民共和范式。统一战线由阶级联合向人民共和的转换,是革命逻辑向国家治理逻辑转变的必然要求。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联合支持革命的阶级,实现革命力量的最大化。在中国共产党执政条件下,落实人民共和国家性质,整合不同的政治力量,建构政治共同体,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成为统一战线的价值和目标所在。当代中国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实现人民共和的国家性质,需要中国共产党通过统一战线将不同政治社会关系进行统合。人民共和政治的实践需要统一战线的支撑与保障,如果离开统一战线,人民共和的实践将无从谈起。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必须坚持人民共和的基本价值基础。人民共和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指向。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将人民共和的价值要求嵌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过程,在制度改革、制度设计和制度执行中贯彻落实人民共和的要求,丰富人民共和的内涵,扩展人民共和的群众基础,不断构建、发展和巩固人民共和的政治格局。统一战线是人民共和的重要制度载体。要夯实和扩大统一战线的范围,不断提升党的领导力,促进各政党、各民族、各宗教、各阶层和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提升统一战线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要以实现更高水平的人民共和作为统一战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扩大和巩固人民共和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创造良好政治环境。

(二)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统一战线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以实现对敌斗争的胜利为主要目标任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不同社会群体团结起来、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成为统一战线新的目标任务。社会团结是国家现代化的基本条件。一个处于分裂状态的社会不仅没有力量,还会对表面上的政治统一形成威胁。社会团结需要社会不同群体、界别之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利益关系能够和谐共处,全社会具有基本的底线共识。这种底线共识保证社会主体之间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并能为共同的社会目标努力。真正社会团结局面的建立和维护,不仅需要国家政治制度和政治设施,也需要社会制度和社会主体参与。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既具有政治机制的性质,同时是一种实现和维护社会团结的机制。统一战线将不同群体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能够照顾和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及利益,助力化解隐性和显性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的团结稳定。建构作为社会团结机制的统一战线,是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重要内容。

首先,统一战线协调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利益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核心。统一战线能够公平地协调和规范特定群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是自身长期保持并发展的重要原因。实现社会团结,要构建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传统的社会阶层之外出现各种新的社会职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各种利益诉求如果得不到及时妥善解决,容易成为社会秩序不稳定的诱发因素。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进程中,统一战线在协调传统群体利益关系的同时,还需要将新的社会阶层利益关系纳入统一战线整体关系之中进行协调。统一战线有利于避免利益冲突演变为社会政治冲突,奠定了社会团结的利益平衡基础。

其次,统一战线通过凝聚人心形成社会共识。凝聚人心、形成共识是社会团结的关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统战工作的本质要求,是大团结大联合,解决的就是人心和力量问题。”[16]统一战线凝聚人心主要通过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来实现。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统一战线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需要在指导思想、措施方法等方面创新,充分理解社会不同群体的思想观念特点,充分利用新的媒介手段,做到内容和形式、价值和方法的协调统一。统一战线形成社会底线共识,凝聚促进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强大力量。

再次,统一战线提供社会多元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平台。现代中国社会是多元化主体、多样化元素构成的开放社会,政治和社会制度必须对它所包含的多样性做出有效安排,不然是不能有效运转的[17],更不能实现多元社会的真正团结。只有全社会不同主体广泛参与,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团结。统一战线是特定社会群体参与国家政治社会事务的重要机制。国家治理现代化离不开社会不同群体的广泛参与。统一战线支持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国家治理,有利于避免部分社会群体游离于政治社会体制之外。将更多党外成员纳入统一战线,符合国家治理民主化的要求。社会团结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秩序价值实现的表现形态。

(三)作为国家软性治理的统一战线

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治理机制的功能定位提出了新要求。国家治理中具有明确宪法法律规范的治理体系及治理方式,可以称为“硬性”治理模式,是国家治理的主要形态。与这种“硬性”治理模式相对,还有另外一种国家治理模式,可以称为“软性”治理。其特点是治理主体、治理程序、治理方式没有严格的宪法法规规定,具有很强的社会属性,治理过程较为灵活和富有弹性。“软性”治理模式是对“硬性”治理模式的补充,给国家治理留存一定的弹性空间。“软性”治理模式具有独特的优势。统一战线在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等方面能够发挥“硬性”治理模式难以发挥的优势。

首先,统一战线体现多主体治理。统一战线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社会语境中,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党和执政党,具有政治权力属性。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一员,中国共产党连接国家与社会,是沟通国家与社会的桥梁,具有社会属性。在统一战线中,中国共产党以领导党的身份将统一战线的不同成员纳入自己所建构的政治体系中,吸收各方面利益诉求和主张,再以执政党身份将不同主体的利益诉求和其他主张通过国家政治程序转为国家的政策和意志,实现其他主体的利益和意志向国家政策转化。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治理模式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广阔的空间,是具有包容性、延展性的国家通过政党治理的模式。这既避免了一党长期执政可能形成的意见单一化,其他社会主体声音难以被吸收到国家政策之中的弊端,又避免了政党竞争可能带来的政治纷争和社会分裂弊端,是适应中国历史传统、政治力量对比和国家现代化需要的政党治国方式。同时,中国共产党之外的其他政治主体通过统一战线渠道参与国家治理,对国家事务和关乎自身利益的事务提出意见、参与决策和进行监督,融入国家治理体系。

其次,统一战线体现协商治理。统一战线的实践逻辑是协商治理。中国共产党领导统一战线主要依靠权威的辐射,而不是单独依靠权力发挥作用。统一战线协商逻辑的基本含义是协商建立在各主体自觉和自愿参加的基础上。统一战线给国家治理体系注入了建立在平等自愿基础上的协商民主成分,通过协商实现对社会不同主体多元利益诉求的公平协调与分配。这一方面提升了国家治理的民主参与程度,促进多元主体对国家治理体系的认同;另一方面降低了国家治理的成本,各主体之间能够在同一框架中实现各自的利益表达需要,避免了无休止的利益博弈及意见纷争过程,减少了内耗,提升了国家治理效率。

再次,统一战线体现文化治理。统一战线主要以政治认同为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还需加强文化认同。文化认同是更高层次更加深厚更加稳固的认同。统一战线通过建构和发展文化认同,将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以及海内外同胞凝聚起来,增进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为国家处理重大政治社会关系提供文化认同基础。

最后,统一战线体现情感治理。国家治理追溯到底与人的情感及情感关系有关。情感治理是国家治理中深层次的治理。将情感纳入人类关系进行思考与处理,是中华文化固有的传统,构成一种富有特色的思维方式[18]。中国传统大一统政治格局维护与中华民族家国同构、天下一家的情感政治模式存在高度关联。统一战线从内容上继承了这一重要的政治传统。统一战线工作本质是做人的工作。对情感的理解、把握、建设和调节,是统一战线深层次展开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统一战线工作效能高低的关键。统一战线建立以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等为目标的情感关系,将不同主体的情感凝聚起来。情感关系的建立和稳定发展,使得不同主体在面对利益冲突以及其他分歧时,能够实现和谐共处,不会产生激烈的政治社会冲突。统一战线建构稳定牢固的情感关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一项重要的社会资本,是维护现代大一统政治格局的重要资源。


四、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实践路径

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只有落到实践之中,才能转化为实践优势。统一战线范式创新要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标准和要求,因应社会结构变化,提升统一战线效能优势。统一战线范式创新要在遵循基本规范的基础上,从体系和能力两个方面进行实践探索。

(一)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规范依据

法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保障,也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价值追求。推进统一战线范式创新,遵循法治原则是基本要求和首要前提。统一战线依循和需要遵守的规范体系由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制定主体和效力位阶不同,但对统一战线在不同层面都作了规定,共同构成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规范体系。宪法在国家规范体系中具有最高效力,宪法对统一战线的规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基本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是统一战线组织的专门性规范,对人民政协的工作总则、组织总则、工作机构及活动方式等做了全方位规定。《中国共产党章程》规定,中国共产党同全国各民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民族的爱国力量团结在一起,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由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组成的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对统一战线的原则、范围、组织领导和职责以及统一战线主要工作对象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是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党内法规指引、依据和保障。

统一战线的规范体系蕴含着基本原则和政治方向。首先,统一战线成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民”的基本构成。各阶级、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要素和主权所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坚持统一战线体现国家政治性质的基本要求。其次,中国共产党是统一战线的领导核心和政治保障,统一战线的发展和创新要以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根本政治原则。再次,统一战线需要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体现在宪法、党章、政协章程对统一战线内容的规定随着时代变迁而做出适应性调整。最后,统一战线既有国家法律规范,又有党内法规规范。这从规范意义上表征统一战线既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又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略和工作方式。新时代统一战线发展要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相适应,与国家治理和党的工作有机融合,适应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和发展民主政治、促进国家一体化治理的要求。

(二)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系统路径

统一战线深度融入国家治理体系,主要是指统一战线从作为中国的政治智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传统向现代国家治理机制的转换。这种转换要求统一战线必须以实现政治现代化为目标。统一战线融入国家治理体系是全面性系统性的政治治理模式创新。

首先,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民主化有机结合。从国体角度看,统一战线在构成上等同于当代中国人民的政治共同体。在此意义上,统一战线与人民具有同构性。国家治理现代化要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位一体的政治结构有效落到实处,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在实践上与人民民主是一致的。党的领导要为落实人民民主服务,其主要功能是保持人民民主的秩序。统一战线要与人民民主在实践中有机结合,将统一战线成员纳入人民民主的制度化框架之中。这是将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民主形式,以国家的视角看待统一战线和处理统一战线关系,将统一战线价值升华为国家政治民主价值,以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促进国家民主进程。促进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民主化的融合,与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民主国家的初心和使命相一致。统一战线作为国家民主的参与者,在政治上具有可靠性和安全性,是实践中国共产党建设民主中国初心使命的可行路径。

其次,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一体化有机结合。统一战线存在的社会基础是社会利益、主张、意见、民族、宗教、阶层等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统一战线的基本逻辑是将多样性和差异性进行整合,使它们成为政治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求同但不试图消灭差异是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但总体方向和根本目的是求得一致性。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多重任务,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改革完善任务,也有国家政治整合、社会整合、利益整合等方面的任务。这些重大问题解决的总体目标是纳入国家统一体之中,而不是长期搁置差异。面对这些国家治理现代化尚未完成的任务,统一战线具有自己的优势。按照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逻辑,中国共产党是解决这些艰难复杂问题的领导核心。为服务中国共产党统揽协调解决这些问题,党中央提出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党的十九大以来推进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按照构建大统战工作格局的要求,将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侨务工作的有关机构统一归口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部门管理,党政机关合署办公,在组织上将党的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体系融合。这对于提升统一战线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具有重要意义。统一战线工作机构党政合署办公的基本目的是加强党对统一战线的集中统一领导,解决“统一战线不统一”问题。但也需要注意统一战线的社会性、政治性逻辑与行政机关法定逻辑、科层制逻辑的不同之处,仍要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社会性逻辑所蕴含的灵活性优点。

再次,统一战线组织形式的现代化改革与发展。人民政协是统一战线的组织,其性质具有多重性,既是统一战线各界别组成的政治组织,同时是国家财政供养的政治机关。基于人民政协在中国政治制度体系和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人民政协自身的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也是人民政协自身发展的客观需要。人民政协要突出其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定位,健全协商机制、完善协商程序、丰富协商内容、扩大协商范围、强化协商结果的运用,更好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职能。

(三)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能力建设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包含治理体系现代化,还包含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是一个综合概念。在中国语境中,国家治理能力由体制吸纳力、制度组织力和权威决策能力构成,这些能力事实上是“主权者”协调各种权力关系的能力[19]。统一战线是协调不同利益主体关系的政治机制,是中国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及体现形态。提升统一战线的政治能力,将其政治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重要方面。

首先,提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和社会号召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统一战线存在、发展以及发挥作用的政治保障。提升统一战线能力,加强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思想引领至关重要。推进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执政能力提升,塑造在群众以及社会中的政治领导权威,既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统一战线不断发展的需要。

其次,提高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水平,打通纵横贯通的统一战线工作体系。统一战线既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方略和政治方法,同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党内法规层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的制定为新时代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发展提供了规范依据,需要严格贯彻执行。在国家法律层面,统一战线有宪法原则依据,人民政协作为统一战线组织也具有宪法依据。政协章程作为统一战线组织的最高规范性文件,是统一战线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要遵循。就统一战线内部结构而言,要在做好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推进统一战线工作重心下移,向基层延伸,发挥统一战线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协调关系、解决纠纷、增进团结、凝聚共识的功能,将统一战线的政治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效能。

再次,构建与国家治理现代化价值相一致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话语体系在传统意义上被视为理论,但本质上是一个高度实践性的问题。统一战线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套话语体系,有力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也指导统一战线实践与时俱进。但随着内外形势变化和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的提升,传统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在有些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形势发展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如在新的社会阶层领域,其话语体系与新的经济、技术以及生活方式关联,而传统政治话语往往不容易引起他们的情感共鸣。基于各方面条件的变化,要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借鉴现代政治话语,提炼统一战线实践经验,构建既能承载统一战线实践内容,又具有现代风格的统一战线话语体系。


五、结 语

统一战线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中探索总结形成的重要政治方略和政治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一战线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制度载体,展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的重要优势。国家治理现代化对统一战线提出的新要求,是推进统一战线范式创新的出发点。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将伴随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其内容也将不断发生变化。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一政治前提下,对统一战线范式创新应该持开放态度。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不断提升统一战线的理论层次和理论品味。要推进统一战线与国家治理在更高层次上有机融合,充分发掘中国政治体制内部的国家治理现代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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