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主社会主义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国际工人运动中的改良主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来源是多元化的，信奉“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社会事务，建立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在历史与现实中存在着联系乃至相似之处，两者都与国际工人运动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国际政坛中都属于左翼力量，都致力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都追求变革和革新。但两者在指导思想、行动原则、终极目标等方面存在着根本性区别和对立。民主社会主义不适合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的正确选择。
【作者简介】禄德安，郑州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政党与国际政治。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7）03-0041-06
民主社会主义的起源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密切相关。进入19世纪，伴随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阶级矛盾日趋尖锐。无产阶级逐渐意识到，只有团结起来，才能翻身得解放。与此相应，众多工人阶级理论家著书立说，为工人运动指点迷津。除马克思主义以外，还有其他各种学说，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1899年，伯恩施坦出版《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全面整合改良学说，成为改良主义之集大成者和代表性人物。改良主义者认为，工人阶级无需与资本主义制度彻底决裂，通过对资本主义的改良，同样可以实现社会主义。因此，工人阶级无需打碎旧的社会制度，通过议会斗争的渠道可以取得政权。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改良主义者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一战爆发后，第二国际的一些右翼社会党站在本国政府的立场，支持对外战争。一战结束后，左翼在列宁的领导下成立共产国际，右翼社会党成立了自己的国际组织，工人运动在指导思想和组织形态上都陷入分裂。
二战爆发后，欧洲社会党受到打击，社会党的国际组织也陷入停顿。二战结束后，适应欧洲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弥补战争创伤等需要，多数欧洲社会党上台执政或联合执政，民主社会主义成为欧洲左翼的主要力量。
首先，指导思想和理论来源的多元化。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声明》中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国际性运动，它不要求对待事物的态度严格一律。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还是其他的分析社会的方法上，不论他们是受宗教原则还是受人道主义原则的启示，他们都是为共同的目标，即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1](p3) 1989年通过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原则纲领》指出，“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的精神渊源，是基督教教义和人道主义哲学、启蒙运动、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社会学说，是工人运动的经验。”[2](p223)
其次，“自由、公正、团结互助”的基本价值。195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哥德斯堡纲领》中率先把自由、公正和互助等基本价值写入党纲。指出，“自由、公正、互助和从共同的结合中产生出来的彼此间所承担的义务，即是社会主义意向的基本价值。”“社会主义是一项持久的任务，即争取、捍卫自由和公正，而且它本身在自由和公正之中经受检验。”[3](p149)这些基本价值先后被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党国际所接受。1989年社会党国际18大宣言中指出，民主社会主义是实现自由、社会公正与团结一致的国际运动。这是社会党国际在文件中第一次正式对其基本价值进行表述，标志着社会党人对其基本价值的一致认同[4](p29)。
第三，社会党的社会经济政策纲领是，依靠政府干预经济和社会事务，建立混合经济形式，加强税收，扩大财政开支，对社会事业进行救助，从而建立起“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实现其“自由、公正和团结互助”的价值。
第四，在对外政策上，民主社会主义主张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在全球推广民主社会主义。战后至50年代，在冷战背景下，社会党在对外政策上追随美国；60-70年代，欧洲影响逐渐回升，国际局势缓和，社会党推行“新东方政策”，与美国逐渐拉开距离；80年代，美苏冷战又酣，社会党力争做“苏美之间中间人”；90年代以来，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全球性问题日益突出，社会党人提出全球治理思想，“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全球治理”[5]。
战后至70年代初，福利国家政策给社会党带来巨大政治资本和荣耀。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对欧美经济形成冲击，以撒切尔夫人为首的新保守主义得势，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陷入低谷。社会党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纲领备受诟病，投资积极性不高、生产乏力、培养懒汉等弊端成为右翼势力抨击的主要问题。
冷战结束后，民主社会主义变革，提出第三条道路。其主要思想和主张是：坚持民主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是变革实现基本价值的方式。具体做法是，超越传统的左与右的分野，尝试走“中间道路”；把政府与市场的作用的结合起来，坚持政府干预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避免两者的弊端；采取“新福利政策”，变“消极福利”为“积极福利”，政府不再是福利政策的唯一承担者，政府、社会与个人都应该在社会福利方面发挥作用。
源于19世纪欧洲工人运动的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差别和对立。
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联系和相似点：（1）两者都与19世纪国际工人运动密切相连，是国际工人运动的产物。（2）信奉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党传统上代表工人阶级和社会底层的利益，战后虽然力争中产阶级的支持，但总体上在西方政治光谱中居于中间偏左的位置；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共产党在各国代表传统工人阶级，当下也努力争取新社会阶层的支持。（3）都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等价值。作为中左力量的代表，各国社会党把追求“自由、公正、团结互助”作自己的基本价值，在本国致力于政治民主和社会公正；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和谐与公正也是科学社会主义者的追求。（4）实施改革和变革。民主社会主义者善于迎时而变，不断根据内外环境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纲领，战后初期的混合经济和福利国家，冷战结束后的“第三条道路”都是明显的例子；科学社会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理论与实践，这一点在中国得到明显的体现。
科学社会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差异和对立：（1）两种截然对立的工人运动指导思想。科学社会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指导思想，主张无产阶级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主张通过改良，走议会道路，实现工人阶级夺取政权。（2）对待资本主义态度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肯定资本主义在反封建以及其他专制制度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同时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矛盾，因而它必须被更高级别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所取代；民主社会主义虽然不认同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存在着诸多弊端，但民主社会主义者并不打算推翻资本主义制度，而是主张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修补，在此基础上实现其社会主义的理想。（3）思想路线和行动原则不同。科学社会主义坚持物质第一性，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根据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提出并解决问题；民主社会主义则以有用为行为准则，在政治实践中奉用实用主义。（4）追求的终极目标不同。科学社会主义者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民主社会主义者追求的目标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在全世界实现民主社会主义。
总之，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既存在着剪不断理还乱的联系乃至相同相似之处，也存在着巨大的区别乃至对立。这样的关系要求我们认识到，相对于严重敌视科学社会主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的西方保守派右翼势力和独裁专断、反人类的法西斯主义等极右翼势力，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有着不少“共同语言”。
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对民主社会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虽然同为工人运动的产物，两者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行动原则和终极目标。我们不排除与民主社会主义合作的可能性，甚至也可以向民主社会主义学习，借鉴其在实践中的成败得失，但同时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避免被其同化，更不能盲目地把民主社会主义全盘照搬到中国。
民主社会主义是19世纪末世纪初欧洲经济政治社会发展的产物，对于二战后欧洲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推动作用。其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克服了市场调节的盲目性，最大限度地调动了社会和经济资源。其福利国家政策较为有效地缩小了贫富分化程度，调节了社会矛盾，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社会公平。但是，民主社会主义并不适合中国。
第一，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所处环境与欧洲截然不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是改良主义，某种程度上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妥协的结果。资产阶级的强大使一些工人领袖望而生畏，从而产生了“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植入社会主义”的设想。这种借助于资本主义力量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案随着欧洲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成为现实。中国近代没有经历过较为完整的资本主义阶段，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力量相对弱小，封建势力强大。20世纪上半期中国无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之时，中国是一个刚刚摆脱封建社会的国家，国内军阀混战，各据一方，外患不止。无论政治发展水平还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当时的中国与经历了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的欧洲都有天壤之别。如果说，“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植入社会主义”在欧洲尚有一线可行性的话，那么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或者说，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完全归功于民主社会主义所奉行的价值观念、政策纲领的模式，而更应归因于欧洲较为深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而半个世纪前的中国，无所依靠，只能“另起炉灶”！
第二，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取得了一些成就，主要归因于欧洲特殊的历史、政治以及社会发展阶段，并不具备普适性。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春风得意之时是在二战结束后。英国工党在战后初期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之后至七十年代中期，多数欧洲国家的社会党上台执政，形成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的一次浪潮。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形成的这次高潮与二战后欧洲形势密切相关。二战后的欧洲哀鸿遍野，满目疮痍。人民渴望和平，向往安居乐业的日子，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欧洲各国首要任务。二十年代自由经济导致的大危机的梦魇在欧洲挥之不去，三十年代罗斯福新政中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的成功给欧洲人以启示，四十、五十代苏联的经济社会成就既让欧洲政治家恐慌，又让他们钦佩。完全的自由主义市场模式要不得，国家包揽经济社会生活的模式也难以接受。国家干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成为唯一选择，这一选择与各国社会党的政治经济社会纲领政策正好吻合，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应运而起。冷战结束后，不少发展中国家，例如非洲的一些国家，声称皈依民主社会主义，但并没有带来所期待的结果。
第三，当前中国的问题，集中起来归结为民主和民生。有些人看来，民主社会主义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取得了不小成就，应该搬到中国。其实不然。民主和民生问题不是哪一种意识形态的专利，而是普遍性的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样需要解决这些问题，换句话说，解决民主和民生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可缺少的内在要求。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就已经陷入困境。民主社会主义的金字招牌是公平。依靠国家干预经济社会生活，加大税收，实行财富再分配，最终实现公平的目的。七十年代中期，由于石油危机导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滞胀阶段到来。能源价格上涨，投资积极性下降，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行，失业严重，国家财政负担加重。民主社会主义重公平轻效率的弊端暴露无遗。欧洲社会对民主社会主义的批判之声日隆。有人批评民主社会主义“滋养懒汉”；有人批评民主社会主义“打击生产者的积极性”；有人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的社会公平政策制造了对生产投资者的“新的不公平”。
七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陷入低潮。九十年代中期，多数社会党在欧洲重新上台执政，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在欧洲“神奇回归”。这次“神奇回归”，一方面是“政治钟摆”效应的结果，另一方面是社会党自我改革的结果。与战后初期一样，这次改革从英国开始。1994年上台的英国工党新领袖布莱尔提出“新工党，新英国” 的口号，开展名为“第三条道路”的改革。这次改革对于社会党来说，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实现了民主社会主义的神奇回归。但改革的代价是巨大的，最大的损失是自我特性的丧失。第三条道路者称自己“既不同于传统的左派，也不同于传统的右派”，奉行的是它们之间的“中间道路”。其实质是吸收了右派的纲领，重新认识市场的作用，把政府干预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因而，有人称布莱尔主义是撒切尔主义的“私生子”，或者干脆称其为“布莱切尔主义”。为了迎合选民，英国工党废除了其一直坚持的公有制条款，成为不折不扣的“全民党”。在福利政策方面，社会党放弃传统的福利政策，推行新福利政策，强调政府、社会和个人三方面的作用，此举导致传统弱势群体选民的流失。
民主社会主义“第三条道路”改革，导致其指导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导致自我身份和价值的丧失。失去了自我，失去了特色，除了依靠“政治钟摆”效应上台执政，社会党已经没有什么绝招绝活。
第三条道路改革，在实践上受到质疑。最近欧洲政坛的变化给我们一些启示。2005年10月的德国大选，执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虽然保住了继续执政的地位，但不得不与保守党联盟党组成联合政府，而且还让出了总理宝座。刚刚过去的法国大选，社会党候选人罗亚尔输给了右翼候选人萨科齐。在五月初举行的英国地方选举中，执政的英国工党损失惨重。这些国家社会党惨败事实说明，在民主社会主义的福地欧洲，民主社会主义只是选择模式之一，而不是必然选择。
第五，民主社会主义并不是拯救世界的救世主。民主社会主义试图把其影响推广至全世界。早在成立之际的《法兰克福声明》中，社会党人就提出，“社会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一个国际性的运动”。“必须超越绝对民族主权的限制。”[1](p8)五十年代以来，民主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在全世界推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无论是六十、七十年代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扩张，还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于东欧地区的演变，都包含着民主社会主义者的理想和信念：把民主社会主义推广至全世界，把世界变成“粉红色”的地球！进入新世纪，在美国单边主义备受国际社会诟病、新自由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威风扫地治时，民主社会主义提出了全球治理的主张，试图“以民主社会主义的方式”治理世界[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一个多世纪以前，当欧洲工人阶级理论家正在争论到底改良还是革命是工人阶级解放自己的良方之时，中国社会各阶层也都在探索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途径。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试图通过农民革命的方式拯救中国，没有成功。以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努力，也以失败而告终。以辛亥革命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努力，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但并没有把中国带上国富民强的大道，国内军阀混战，外患频仍。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中国共产党取胜的法宝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要想翻身得解放，必须打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找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答案。建国以后，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任务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完成从革命到建设的转变过程中，开始有些不适应，甚至犯下了不小的错误。但是最终中国共产党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比较顺利地完成了这种转变。如今的中国，经济政治社会各项事业全面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中的楷模和榜样。国际地位和声望逐步提高，成为国际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一极。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到建设的成功转变，正如中国革命取得成功一样，得益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物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位的，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政策纲领并采取措施。在此思想路线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总结并检讨了建国以后的成败得失，带领中国人民展开了宏伟的改革开放事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在此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诚然，当前的中国也面临不少问题，有经济方面的，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并无固定的良方，还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深入探索。中央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解决这些问题。认识到问题的存在就等于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中国一定会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
大多数抨击时弊者，都怀有切切爱国之心。爱国需要有理性。一些人常常拿现在的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相比，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如何的落后和不发达。这种比较并不客观。把中国与那些大约同一时期建国的国家比较一下，结论就会改变。判断事物、看待问题一定有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看发展、看进步、看主流。拿这一标准衡量建国以后的中国，我们不难发现，我们当初的选择并没有错，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至于当前中国面临的问题，决策者已经有所意识，并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我们当怀爱国之情，也当怀有宽容之心，毕竟，知之者易，行之者难。少一些抱怨，多一份宽容与支持，相信党和政府，只要我们一如既往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定会焕发勃勃生机！
[1]社会党国际文件集编辑组编译：《社会党国际文件集1951——1987》，黑龙江人民出版
[2]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资料编辑中心选编：《社会党国际和社会党重要文件选编》，中共
[3]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国外社会主义问题教学组编：《社会党重要文件选
[4]Socialist Affairs, 1-2/89.
[5]http://www.socialistinternational.org/5Congress/XXIICongress
[6]禄德安：《社会党国际全球治理思想评介》，载《政治学研究》2006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