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本文选择20世纪西方主流学术界最具代表性的十二个理论家或主要流派，对其关于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进行了相对集中的评介。西方相关理论的演进始终围绕着知识分子问题和工人阶级问题展开，重点讨论了战后、特别是70年代末以来西方社会结构中工人阶级的新变化和新中间阶级的知识化和扩大化，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提出了批评和挑战。
【作者简介】周穗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7）02-0003-23
自19、20世纪之交西方社会民主党人选择伯恩施坦主义、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始，西方学术界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和争论贯穿整个20世纪。不仅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等左翼思想家对西方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做出了各种理论判断，西方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的主流思想家也就此进行了大量研讨，发表了许多重要著述。本文选择20世纪西方学术界最有代表性的十二个理论家或主要流派关于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学说，进行全景式的扫描和相对集中的评介。
韦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1863－1941），20世纪初德国著名的国民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其名著《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1906）使他成为20世纪最早从事西方社会结构分析、尤其是美欧工人阶级比较研究的西方学者。桑巴特一生在政治上立场多变，但在社会学理论上一度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在回答他自己提出的著名的“桑巴特问题”时，他以准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N个方面总结了美国没有产生社会主义的原因，其中深入触及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结构和西方各国工人阶级意识的不同类型。桑巴特认为，发达的美国没有出现社会主义，原因是美国工人阶级在特殊处境下形成了特殊的意识，如：美国的社会结构没有欧洲的前资本主义的阶级残余，美国工人对资本主义没有不满；美国工人具有美国人的“上帝选民”意识，具有国家认同，对美国政治制度下的公民整合（civic integration）完全接受，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感压倒了基于阶级对抗的激进主义；美国的工会运动的核心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它争取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利益分享，不对抗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美国的两党制不是基于阶级政治的政党政治，其运转良好的机制使工人阶级政党没有生成的政治空间；美国工人阶级比欧洲工人更富有，富裕预防了社会主义和革命，美国工人阶级潜在的激进主义因为美国资本主义所提供的物质报酬而消亡了；美国工人拥有更多的向上流动的机会，美国的社会流动性抑制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的发展；美国广阔的西部边疆给美国工人提供了“逃往自由”的机会，成为小业主、小农场主的可能性起到了消解美国工人好斗性的作用，是防止激进主义发展的解压阀；等等[1](p9、p33、p34、p41)。应当说，桑巴特关于美国没有封建阶级残余、美国工人的国家认同（即所谓“美国主义”Americanism ）、“利益分享”、“富裕阻止激进”、“向上流动”、“西部新边疆”等解释，较全面地说明了美国工人阶级没有选择社会主义的原因，阐明了美国的社会结构和工人阶级意识区别于欧洲的特殊性。在“桑巴特问题”提出的一百年中，西方理论界对桑巴特上述解释褒贬不一。桑巴特解释中关于美国的乡镇民主传统和工人阶级有更多的“美国主义”的平等意识的观点得到普遍认可，但其中关于美国工人比欧洲工人生活富裕从而阻止了社会主义产生的观点（即“烤牛肉与苹果馅饼”理论）倍受訾议，新老左派均批评桑巴特过于强调“富裕阻止激进”论，不赞同用物质理由解释美国工人及其阶级意识的特殊性。如美国传统左派、社会民主主义的首席理论家E.M.哈林顿指出，决不能假定贫困使人激进而富裕使人保守，因为相反的情形倒似乎更为真实。而美国新左派、美国社会党史研究专家哈斯班兹则以60年代西方“幸运的青年”的造反说明不是富裕使人保守，而是平等阻止了激进。新老左派均认为，“美国主义”传播的平等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相通之处，“美国主义”在美国成为了社会主义的替代物。然而，90年代“桑巴特问题”在欧美重兴的起因却是欧洲政治的美国化。而欧洲政治的美国化、即“去阶级化”趋向形成的宏观社会背景，则是战后西方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是新中间阶层的崛起和工人阶级状况的普遍改善，也即当代西方社会状况本身的美国化。生活富裕以及由此促进的社会平等对工人阶级变化的影响在欧洲已成普遍现实，美国工人阶级意识的淡薄状况也在当代欧洲工人身上复现。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的讨论使桑巴特的“富裕阻止激进”论再度走上前台，当代西方学者在重视工人阶级意识形成的价值基础的同时，也重申社会结构和物质生活状况变化等物质基础因素的一般作用。
桑巴特之后，对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的研究仍然由左翼批判学者主导。在1918年第一次欧洲革命时期，卢卡奇、葛兰西等人在总结无产阶级革命在欧洲失败的原因时，提出了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问题和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战略。两次大战之间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不满德国工人阶级对法西斯主义的盲从，在将革命主体改变为知识阶级的同时，否定工人阶级具有自觉的阶级意识和历史地位。此外，从20年代至4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经理革命”的理论，也构成了二战前西方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研究的另一线索。早在1932年，美国经济学家阿道夫•贝利（A·Berle）和加德纳·C·米恩斯（G·C·Means）在合著的经典著作《现代股份公司与私有财产》，提出了“贝利——米恩斯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大公司的高速成长导致公司股权的日渐分散，从而弱化了股东权力，与此同时，经营者取得了公司的控制地位。他们认为，所有权与管理权的分离是20世纪中第一个重要变化[2](p62)，并基于此提出了公司权力转移理论，即从资本家的家族控制转移到经理控制。贝利和米恩斯关于大公司的管理应代表公共利益的观点，后成为20世纪80年代“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先声。1941年，美国制度经济学家詹姆斯·伯纳姆（James·Burnham）出版了《经理革命：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一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经理革命”的概念，将公司中经理的地位提升到了社会统治阶级的高度。他从法律角度确认了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并从社会学的角度指出，所有权本身就意味着管理，因此经理阶级既是管理者，又是实际的所有者，是社会上“最有权力的人”。他认为，“管理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事实上，管理人员将获得对社会的统治，将成为社会中的统治阶级。”[3](p72)伯纳姆的“管理阶级”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被新制度主义者发展为“技术结构阶层”。“经理革命”论预见了20世纪资本主义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发展趋势，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中资本家阶级内部结构的重要变化。
二战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持续近30年的经济繁荣时期。20世纪50至70年代，西方社会学界对战后繁荣期西方工人阶级的变化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令人较意外的是，一向缺乏强大的阶级政治传统的美国，其学术界、尤其是社会学界领衔了西方战后的社会结构研究。他们主要阐述了教育程度较高的、知识化的劳动力的发展壮大和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化现象。从1950年代起，美国左翼学者爱德华·希尔斯、斯坦利·阿罗诺维茨和C·赖特.米尔斯等人继承了战前美国社会学界重视研究中产阶级的传统，率先提出了二战后阶级结构的新变化即白领问题。C·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 1916-1962），著名“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其名著《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951）成为战后该领域研究的开山之作。米尔斯在该书中提出：不同于以往由小农场主、小牧场主、小生产者、小业主为主构成的旧中间阶级，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由工程师、教师、学者、官员、艺术家等知识阶层为主构成的新中间阶级。这个阶级代表着20世纪社会生活的主要特征，在人口和政治上都具有突出的重要性[4](p1、p13、p14)。米尔斯建议对美国工人阶级的角色进行重新评估，因为工会似乎已经无法发挥制衡作用。他指责工会的官僚已被资本家收编，出卖了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在《权力清英》（1956）一书，米尔斯拒绝接受认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阶级是历史动力的观点[5](p212)。他甚至把马克思主义所深信的工人阶级终将要求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称之为不过是以信仰为基础的“工人玄学”。他拒绝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以“大众精英”的概念取代了统治阶级的概念，从异化理论出发，把新中间阶级、新工人阶级置于高于传统工人阶级的地位。他不同意象韦伯那样把官僚政治合理化，而是高度赞扬参与式民主的可贵，认为“国家”是统一的文化机器，知识分子和社会科学家应当与国家权力分庭抗礼，为当代社会预定未来构想与规划。米尔斯将青年知识分子看作是历史的动力，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理念产生了本质的区别。希尔斯和米尔斯在60年代分析知识分子新阶级的异化问题时，将这批人称为“知识上的无产阶级”。他们认为，新阶级建立在他们向上的流动性受到阻碍、即所谓“优势受阻”的基础上。米尔斯还分析了第三世界激进知识阶层的状况，试图论证战后60年代新阶级形成和存在的普遍性。他说：“可能存在这样一个知识上的无产阶级，它在未开化的群体中，在刚刚兴起的中产阶级或如此异化的西方企业组织和政府代理机构中，都找不到适当的位置……处在这样的境遇中，他们倾向于拒绝西方的资本主义。”[6](pp329-368)米尔斯关于“新阶级”的理论努力被丹尼尔·贝尔称之为“文化激进主义”[7]。
德国理论家也是对工人阶级和西方社会结构研究起步较早的群体。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战后成为50、6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思想动因之一。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的“工人阶级融合论”、“同化论”对西方左翼思想界有持久的影响。此外，自由主义思想家达伦多夫的社会分析理论、特别是其工人阶级研究尤其受到关注。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1929— ）生于汉堡，德国著名自由主义思想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974年曾出任伦敦经济学院院长。达伦多夫著述甚多，他在社会结构研究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1957）和《欧洲社会阶级结构的最新变化》（1964）。在1950年代的书中，达伦多夫从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出发，反对当时占主导地位的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变迁理论。战后以T.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强调社会成员共同持有的价值取向对于维系社会整合、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将冲突视作健康社会的“病态”，努力寻求消除冲突的机制。达伦多夫等冲突理论家不赞同帕森斯关于冲突只具有破坏作用的片面观点。他们从齐美尔关于“冲突是一种社会结合形式”的观点出发，探讨了社会冲突正负两方面的功能，认为冲突同样是社会整合的形式。达伦多夫强调冲突不仅有破坏性，也有助于保证社会连续性，防止社会系统的僵化。他以社会生活中的冲突性解释社会变迁，要求更多地关注社会生活现实中的冲突和强制方面，并由此建立了他的社会冲突分析模式，也即社会结构分析模式。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达伦多夫受马克思和韦伯的影响，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当代工业社会中的社会冲突问题，建立了辩证冲突论的基本理论构架。他认为，权威的不平等分布是社会冲突的根源，从“准群体”发展成为“利益群体”是产生社会冲突的现实基础。在他看来，任何社会组织都是强制性协调的联合体。社会组织内部的不同位置具有不同量的权威和权力。这种不平等的权威分布产生统治和被统治两种角色类型。居于统治和被统治位置的行动者形成各自含有潜在共同利益的准群体。统治群体的利益在于维护现存秩序；被统治群体则不可避免地对自己的从属地位的合法性产生怀疑。在具备一定物质和技术手段、意识形态、领导等条件后，准群体成员获得共同的归属感，组成公开的利益群体，作为集体行动者投入公开的冲突。冲突的结果是社会组织内权力的再分配。当新的统治群体掌握权力之后，与之对立的新的被统治群体也随之产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角色重新制度化。一旦时机成熟，社会再度分裂为两个冲突群体，开始另一轮争夺权力的冲突。制度化的权威和权力结构必然导致系统的社会冲突。和谐和秩序只是局部和暂时的，强制和冲突则是普遍和持久的。人类社会就是冲突与和谐的循环过程，权力和抵制的辩证法则是历史的推动力。
早期冲突论者主要关注宏观社会结构问题，並把社会结构视为外在于个人的强制性力量。在60年代写作《欧洲社会阶级结构的最新变化》时，达伦多夫的观点已有所改变。他根据西欧社会结构内部的新变化指出，老中产阶级（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的确像马克思所预言的那样在衰落，但由经理人员、专业人员和非体力工人所组成的新中产阶级则在发展壮大。在西欧许多地区，向服务阶级社会发展的趋势已成为无可争议的事实。以前所用的阶级与阶级冲突概念是与马克思所分析的一个分裂为两个对抗阶级的社会设想相适应的，这个社会以经济私有制为基础。现在这些概念在具体描写西欧社会现实的时候已不再合适。他认为，西欧正在形成一种新型的社会结构，这一变化源于三个原因，一是社会奇迹，即公民与公民权利的扩大；二是“经济奇迹”，人们在劳动时间普遍缩短的同时获得较高的收入；三是“权力结构”的变化。达伦多夫把社会阶级结构明确解释为“它的成员与行政权力的关系”。“阶级涉及的是权力”，“阶级的基础是与地位有关的权力差异，即与其权力预期值有关的社会功能结构。……个人由于发挥了与权力有关的社会功能而成为一个阶级的成员，……他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8](pp148-149)因此，其社会阶级结构不涉及经济所有制关系，是一种政治权力结构。这样，达伦多夫就把阶级不仅与私人所有制相联系，而且与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权威关系（authority-relations）相联系。达伦多夫基于此区分出四个社会集团或者阶级，即统治阶级、服务阶级、被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9](p29、p30)。与一般左翼的解释不同，他不赞成经济繁荣导致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消失的观点，而把工人意识的淡化主要归因于社会奇迹和社会结构的变化。他强调西方仍然是阶级社会，认为包括老中间阶级、新中间阶级和结构复杂的工人阶级在内的85％欧洲居民都是被统治阶级。达伦多夫的贡献在于，一是他确认了新中产阶级的上升趋势，把中产阶级纳入阶级分类框架；二是他发现了人数虽少、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真正的服务阶级”，即上层公务员、国家和私人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成员。他们已经取代传统的封建贵族、大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阶级在战前的统治角色，成为拥有最多的权力资源的阶层。达伦多夫强调，政治（权力）资源是社会分层中最重要的资源形式，它决定了其它资源分配的不平等。他以权力资源划分社会阶级结构，提出“服务阶级”的观点，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与米尔斯等关于“白领”的新中间阶级理论有明显的不同，是80年代后以权力政治为中心的社会分层理论的重要来源。他对社会结构整体变化的表述也更有概括力。
雷蒙•阿隆（Raymont Aron，1905—1983），20世纪法国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与他的同学、著名左派萨特被并称为“两位全能知识分子”。50年代中后期，阿隆在巴黎高师讲授工业社会阶级斗争的课程，讲稿冠名为《阶级斗争——工业社会十八讲》于1962年出版，该书补充为十九讲后更名为《阶级斗争——工业社会新讲》于1964年出版，成为论述发达工业国家阶级问题的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阿隆通过密致的学理分析，提出了关于当代西方阶级、阶级斗争及其发展趋势的基本观点。首先，他承认阶级的存在，认为阶级这个词适合于任何社会中按等级划分的社会集团。他同时强调，阶级在社会现实中是模棱两可的现象，理论上可以从行业和收入、生活和态度、或对思想方法和生活方式相似性的自觉意识等不同角度进行思考，不能简单地以人的声望地位或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阿隆认为，除了产业工人，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典型的阶级。专家们认定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四个主要阶级中，至少有三个是模糊不清的。资产阶级是占有生产资料的上层阶级，但它不代表一个非常凝聚的、充分认识到自身存在的团体。中产阶级是一个大杂烩。农民可分成土地所有者、农场主、农业工人好几部分。唯一没有过分差别的团体是工人阶级。他比较了美英法苏等国的阶级状况，认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处于工业社会，是工业社会的不同类型，具有相同的阶级状况和社会问题。两种工业社会都存在上层和下层，都有存在社会等级和差别。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阶级是资产阶级，苏联社会的上层阶级是官僚阶层。苏联工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根本对立来自于前者是统一化的领导，后者有不同类型的领导[10](p15、pp43－44、pp52－53、pp58－61、p237、p101、p111)。其次，阿隆指出，在社会学意义上，工业社会的阶级并非处于斗争状态，经济领域内部工人和资本家的基本利益冲突即使存在，也并非要导致根本对立的阶级斗争。雇佣劳动者要求最高限度的工资，企业界主期望获得最高限度的利润，两者之间有矛盾。阿隆认为，这种紧张状态是正常的和健康的，而且相当明显地具有一定限度。资本主义经济领域内部每个集团都争取利益最大化是不可避免的。无数种利害冲突造成长期的斗争，是工业社会的日常运转状态。他认为，这与马克思在政治角度上确定的夺取政权、而不是最大限度提高收入的“阶级利益”思想不是一回事。他认为，在一定形势下，马克思主义式的暴力革命只有在工业社会发展的最初阶段才必定会爆发。然而，在西方国家经济持续增长的条件下（阿隆特别重视马克思和托克维尔都没有强调的这一基本条件），充分就业、强大的工会、生活水平不断改善，或许会产生阶级对抗的“淡化”，而非冲突的激化。西方式的工业社会促进斗争的淡化，而不支持使用暴力手段或幻想世界末日般的大动乱[10](p62、pp64—65、p240、p167)。其三，阿隆对未来的预测是，尽管存在着资本和财富的巨大的不平等，但是20世纪西方发达国家的总趋势是资本收入与总收入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收入水平趋于拉平和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将使阶级对立和冲突在总体上趋于缓和。他用大量篇幅论述了西方社会的发展趋向，涉及社会结构的包括如：“雇用劳动化”（而不是“无产阶级化”），即社会中独立经营者比例下降，雇员比例上升；分化，即社会中产阶级化，如知识劳动者增多、新老中产阶级总人数近半、专业化造成工人阶级职业分化；居民生活水平的资产阶级化，即工业化当下阶段欧美发达国家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因此，美国发生的事不是例外和不正常的，所有发达国家都产生了部分劳动者的资产阶级化和不平等缩小的现象。总的来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人越来越不革命。阿隆对社会趋势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对最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来说，革命的论调有当前已经有点过时。阶级之间展开殊死斗争的前景对发达国家无产者已经缺乏诱惑力。对经济持续增长的西方国家来说，阶级间进行决定性战斗的思想已成往事[10](p238、p145)。概括起来，阿隆的基本观点是：承认阶级或社会集团的存在，但不承认资本主义社会是马克思所说的阶级分明、两极对立的社会；承认阶级利益的冲突，但认为利益冲突天然合理并已走向缓和，不认为利益冲突必然导致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承认资本主义社会存在资本分配的不合理及其扩大化趋向，但同时认为也存在由于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平等化趋向[10](pp238－240、pp130－150、p157)。阿隆的观点代表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家主流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他对工业社会的社会学分析为马勒、高兹等法国知识左派的“新工人阶级”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论证前提，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 1908-)，出生于加拿大，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新制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在1967年出版的《新工业国》一书中，加尔布雷斯承袭20世纪中期伯纳姆等人提出的“经理革命论”的思想，构造了以所谓“权力转移论”为核心的新理论，别开生面地阐述了20世纪西方社会结构中以科技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重要演变。他最早提出了知识资本（Knowledge Capital）一词，认为科学技术在发展中已经代替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专业知识分子已经取代资本家成为新一代的掌握知识资本权力的人。在加尔布雷斯看来，谁拥有最重要、最稀缺的生产要素，谁就可以大权在握。他分析了美国二百年来生产要素的变化，基于此指出：二百年前，土地是决定性因素，地主是掌权者。随着在美洲等地发现大批土地，资本渐渐变得稀缺起来，于是，掌权者就成了资本家。到了现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技术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专门化，而它对于企业成败又至关重要，于是，包括科技人员、管理者、律师等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technostructure)，便成为新一代掌权者，而原来在企业中当家作主的资本家，已经大权旁落，风光不再。他们由于缺乏管理企业的专门知识，已无法真正控制企业。《新工业国》在重点分析美国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基础上指出：现代公司的权力已经从资本家手里转到“技术结构阶层”手里。在公司中拥有知识的“技术结构阶层”实际掌握了权力，他们注重于公司的增长与强大，形成忽视公共利益的大公司。大公司的这种地位引起美国社会的各种问题[11]。关于“技术结构阶层”形成的观点显然来自于新制度主义的理论推论。加尔布雷斯的新制度主义承袭了老制度主义的方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重视制度结构分析的传统。新制度学派认为，制度只是人类本能和外在客观因素相互制约所形成的和广泛存在的习惯。现实的经济制度不过是心理现象（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的反映和体现，起决定作用的是法律关系，人们的心理以及其他非经济因素。加尔布雷斯甚至认为，人是习惯和遗传下来的思想、态度的奴隶。在他看来，“技术结构阶层”并不占有土地和物质形态的资本，但是他们拥有技术、管理等专门知识，知识已经成为新的资本。这个新阶层掌握了知识资本，具有非经济因素的优势，已主宰了当代社会的权力。通过对新兴的“技术结构阶层”的分析，加尔布雷斯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和权力分配，不同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经济的不同组织结构，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战后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新变化。在《丰裕社会》（1958）、《新工业国》（1967）、《经济学和公共目标》（1973）等一系列著作中，加尔布雷斯关注“公共目标”，关心社会结构和社会分工的变迁，重视大公司制度的演进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探究了存在种种弊端的根源，并提出了建立“新社会主义”的社会改良主义政策主张。20世纪90年代以后，加尔布雷斯在30多年前提出的“知识资本”理论得到了广泛的关注。随着以“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的兴起，知识经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比重持续上升，“技术结构阶层”对社会的影响力空前加大，人们对知识资本（也有人称“文化资本”）的认识和研究不断深化，加氏理论的前瞻性因此得到了普遍肯定。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出生于纽约一个东欧犹太移民家庭，著作等身的美国社会学泰斗，早年有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倾向。他在社会结构理论方面的主要代表作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贝尔终生关注并分析了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现象和问题，是1970年代早期在这一领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其“后工业社会”理论有世界性影响。早在1959年夏，贝尔就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上使用了“后工业社会”一词。1973年，他推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分析了贯穿于形成中的后工业世界的社会结构的巨变。1999年，他又为该书的特别纪念版撰写了长篇前言《技术轴心时代》，总结了自该书第一版以来西方社会的新发展。在70年代的初版中，贝尔从西方的技术-经济体制的发展、阶级结构和政治秩序的持续变迁和文化的演进三个方面分析和描述了“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他认为，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标志着正在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重大的社会变化。二百多年前发生了“工业革命”，老阿诺德·汤因比（著名史学家汤因比的叔父）在1886年创造了这一术语。贝尔认为，现在的后工业社会区别于传统的工业社会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可以从五大变化来说明这个术语的意义。他为自己确立的中心任务是探索“社会结构内部的社会变化”。他概括的五大变化是：（１）在经济上，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后工业社会第一个、最简单的特点，是大多数劳动力不再从事农业或制造业，而是从事服务业，如贸易、金融、运输、保健、娱乐、研究、教育和管理。这种类别的服务性经济不同于工业社会为生产提供的辅助性劳动，其增长和扩张对于后工业社会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２）在职业分布上，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职业是划分社会阶级与阶层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后工业社会的一个方面，就是科学的日益科层化和脑力劳动的分门别类日益专门化。专业人员和技术人员、科学家和工程师，是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贝尔指出，在知识社会中知识领域日益成为社会重心，这个正在兴起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12](p212、p374)。（３）根据轴心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成为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则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他认为，“如果工业社会以机器技术为基础，后工业社会是由知识技术形成的。如果资本与劳动是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那么信息和知识则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结构特征。”[12](p1xxxvii)（４）从未来的方向看，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的发展进行规划，是后工业社会有可能实现的社会变化的一个新方面。（５）从制定决策的角度，后工业社会标志着一种新的智能技术的兴起。新的智能技术到本世纪结束时有可能象机械技术在过去一个半世纪中那样在人类事务中占有同样突出的地位。30多年后，贝尔在1999年版序言《技术轴心时代》一文中还补充了另外三项变化：一是人力资本与财力资本同样成为资源性的资本；二是后工业社会的基础设施——通讯系统，取代了工业社会进行商品交换的基础设施——交通系统；三是后工业社会以知识价值论为基础，取代了工业社会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他还对后工业社会五大变化中的第二项变化即职业变化进行了更清晰的概括，指出职业特征的最显著变化是专业化和技术性工作的超常增长和熟练及半熟练工人的相对衰减。贝尔指出，不能仅仅着眼于工业和制造业的衰落及其被服务业的取代，却忽略了贯穿生成中的后工业世界的社会结构的一系列巨变，这一社会结构没有完全取代农业和工业世界（虽然使之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但体现着新的改革原则、新的社会组织模式和社会阶层。他基于后工业社会的这些变化进一步强调了当代社会的主要社会变革。贝尔称其后工业社会的思想获益于马克思本人。在他看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结构的描述有两套图式：第一套图式是《资本论》第一卷表述的，社会分化为资本家和无产者两大对抗阶级，其他阶级如地主、农民、手工业者等都将消失，当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集中占有的矛盾达到同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时候，外壳就要炸毁了，社会主义就会诞生；第二套图式是在《资本论》第三卷表述的，资本主义银行制度和信用制度的扩大以及股份公司的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产生了所有权同管理权的分离和白领工作的扩大等。贝尔认为第二套图式预示了后工业社会的到来。他认为在马克思那里，第一图式是基本图式，压倒了第二图式。然而历史的事实是，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演变没有依“强图式”发展，而是“弱图式”的充分展开。他主张从方法论上区分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的两个方面——社会关系（财产和权力）与技术，使二者成为独立的变量，从前者把历史看作奴隶制、封建制和资本主义的演进；从技术方面依次把社会分为前工业、工业和后工业结构。他说，如果将这两方面“剥离”，视它们为逻辑上的独立变量，我们将从马克思的图式中获益匪浅。贝尔认为，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进程的自发性。问题出在他的社会学方面。历史被宣布为阶级斗争的历史。然而，在工业革命以来的“技术轴心时代”，社会阶级主要随技术的发展而变动。过去的一百多年间，阶级问题一直是西方社会分裂的轴心和社会学关注的首要问题。这种看法最初来自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将随着工人阶级日渐壮大及资本主义危机的展开而灭亡的预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认为无产阶级将会扩大而中产阶级必定消亡[12](p69)。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和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的危机日益加剧的结论相伴相生。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有三条：一、消费不足；二、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的不同增长率导致的生产能力过剩或生产过剩；三、也是最强有力的，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当工人反抗日益加剧的剥削时，危机将造成阶级斗争。然而，贝尔认为阶级斗争只适于工业革命早期，这些导致阶级斗争的条件现在均已经不存在。马克思从未设想过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对制度内的危机进行某些调整，导致阶级斗争观念的消失。在职业结构方面，工业工人阶级由于制造业的衰减一直呈进行性萎缩。半熟练工人随着自动化过程的兴起而逐渐消亡。职业重心转向经理和专业人员。财产关系对阶级划分的作用日益减小。随着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出现了中产阶级的兴起。这些新中产阶级不同于昔日辛劳至极的中产阶级，他们享受着改变战后社会消费经济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的社会产品。生活方式的变化与从阶级向讲究身份的变迁相联系，美欧现代社会的社会学研究也发生了从阶级到身份的转变，而这些转变是一个社会变动的特征。贝尔指出，1990年以来，亚洲社会也出现了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转变。他认为，工人阶级不能领导科学与技术革命，新社会的分层制度必然会强调专业和技术阶级的主导地位，受过高级训练的研究精英显示了一个新的潜在的统治阶级的特征[12](p109)。后工业社会的知识阶级是一个专业阶级，经常深入涉足政策，而不是熊彼得描述的“搅局族”那类人。尽管贝尔为了避免歧义不愿使用“新阶级”这一术语，但他实际上承认一个新的社会和阶级结构正在显现，知识精英正在成为新时代的主人。贝尔认为，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从事信息产业的社会阶层在经济和政治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是新兴社会的主要阶级。贝尔并不是第一个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的人，法国学者阿兰·托雷(Alain Touraine)在他之前已经出版了《后工业社会：一种新社会的诞生》（The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Random. House, 1971）一书。但是，只有贝尔系统地预言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转折和当代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
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1930-2002），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毕生坚持左派立场的非马克思主义独立知识分子，西方公认的当代社会学奠基人之一。他通常以学术的方式、而不是激进行动的方式表达左倾立场，其研究覆盖面极为广泛，著作多达30本，学术成就斐然。他在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方面的代表作主要是《实践理论大纲》（1977），其主要理论贡献是发展了文化社会学，提出了“文化资本”的概念和分析，是70年代中期以来最杰出的理论阐释。在70年代中后期，布迪厄注意到在战后西方繁荣的社会中“文化资本”——教育文凭和对资产阶级文化的熟悉已经渐渐变成了决定生活机遇的主要因素，在个人禀赋和学术精英的遮蔽下，文化资本的不平等分配正悄然的维护着社会等级结构。因此，他通过《实践理论大纲》等著作，对一系列处于文化、阶级和权力的交叉领域的广泛论题进行了探索。古德纳在两年后发表的名著《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中，提出“文化资本是新阶级的经济基础”的观点，直接源自布迪厄。布迪厄独创的理论由习性（habitus）、资本（capital）和场域（field）三大概念构成，文化资本概念由此导出。所谓习性，即习惯行为，是指通过我们对世界的感知、判断和行动而形成的长期的、可转换的秉性（disposition）。作为人的秉性，习性有两层意思：一是结构，二是倾向[13](p214)。作为“起建构作用的行为结果”，习性类似“结构”概念；作为一种“存在的方式，一种习惯状态”，习性是指一种趋向、倾向、素质或偏好。布迪厄用“文化下意识”、“习惯力量”、“深层内化的基本模式”、“思想习惯”、“有节制灵活运用的生成原则”等说法来表述习性。习性产生于一定形式的社会权力，并被社会权力结构化（structured）；同时，它也形成建构（structuring），这不是个体性的、技能性的习惯,而是一种集体的、持久的、使不同生活领域的个体的不同行为具有一致性的行为生成机制。所谓资本，在布迪厄看来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领域中有效的资源，它使个体获得因参与社会领域、并在其中竞争而形成的特殊利益。布迪厄把资本划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经济资本通常指物质财产和金融财产；社会资本指依靠群体中的成员资格使社会资源增长的本钱和能力；文化资本则是指人所占有的稀有的符号商品、技能和名誉地位。具体地说，文化资本是指代代相传的文化背景、知识、性情及技能，是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是社会结构实现自我复制的主要机制。所谓场域，是社会生活展开的空间，是不同的资本发挥作用、确定位置的空间。利益、资本、社会位置构成了场域的基本要素。因此,场域是一种社会关系,是权力分配的结构。在发达社会中，人们面对的不是未分化的社会空间，而是充分发育的形式多样的复杂空间。生活、艺术、科学、宗教、经济、政治等不同领域都形成了具有自身的法则和权威的独特空间，即场域。人们在不同场域中争夺有价值的资源，即不同形式的资本。各场域中的成员都回避不了这一给自身定位的权力场（force field）。人们在商业圈子中争夺经济资本,在知识圈子中争夺文化资本,在政治圈子中争夺权力资本。每个场域都是斗争的场所，是无休止地争夺身份和等级的基础的战场，行动者和机构则在其中竭力维护或颠覆现存的资本分配。在布迪厄的习性、资本和场域三大概念中，习性是贯穿“不同领域间活动的统一原则”。它可以说明跨场域的“结构同型性”和“转化关系”[13](p83、p84)。这样，习性构成了布迪厄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布氏创造性地综合主客观两派社会学理论，通过对习性的解释，把由经济地位决定的阶级和由文化消费与生活方式确定的身份这两个概念相结合，用习性概念支撑起其阶级理论。在他看来，人们所生活的客观环境与其内在的性情和品味即习性是完全相对应的。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生活环境建构了个人的全部人生经历。阶级影响了社会的选择过程和个人的社会化过程，也影响了个人的习性和生活方式。性情和品味即习性还会通过代际传递，实现阶级地位的再生产。也就是说，布迪厄在勾勒出场域的社会空间结构的基础上，认为生活方式的等级是对阶级等级的再转化。每种主要的社会位置，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大众，都对应着三种阶级习性。然而，尽管布迪厄承认阶级效应仍然突出而且普遍存在，很接近马克思的阶级分析，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学派以客观经济结构解释阶级的观点，而突出韦伯学派重视“地位群体”的社会声望的一面。他以“社会结构和心智结构(mental structure)”之间的辩证关系定位阶级，强调习性对阶级的建构作用。“社会阶级并非仅仅通过人们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position)来界定,而是通过阶级习性来界定的,这种习性‘通常地’(normally) (也就是说,具有高统计概率地)是与阶级地位相关联的”[14](p372)。这样，他就从主体方面把阶级看作是一些为了获得利益，借助自己的资本在特定的社会场域、社会空间中互相斗争的行动者主体的群体。他认为阶级产生于在社会场域空间中共有的位置和在消费领域中实际具有的习性的整合：阶级就是在社会空间里位置相接近的人。他们有相同的生活境遇,也会有相似的秉性(disposition)；不同阶级的人具有不同的实践,他们具有不同的习性,不同的品味,包括艺术审美、饮食习惯、身体、秉性、居住方式等等；因此,这些实践中的行动者被阶级区分开来的同时,也在建构着阶级区分。在分析习性、品味差异对阶级建构和阶级认同的作用的基础上，布迪厄将资本总量、不同资本的构成比例和资本数量的时空变化等结合起来进行阶级划分, 以法国为例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结构。从资本占有总量的角度,布迪厄认为,法国社会里存在着三个地位高低不同的阶级,即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14](p114、pp345-346)。统治阶级在不同类型资本的占有上均居于优势地位，他们包括自由职业者、大学教师、高级政府官员、大公司的所有者和管理人员、艺术家、作家等。在三类主要阶级中,工人阶级是拥有经济、文化资本较少的阶级而居于劣势地位，他们包括生产工人、服务工人和农业劳动者。居于这两个阶级之间的,是庞大的中间阶级,这个阶级拥有中等水平的资本[14](p128)。从资本比例构成的角度,布氏进一步划分了阶级类型。他认为,在统治阶级内部,不同的成员因拥有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构成比例不同,还存在区分。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间存在着强弱优劣之别，而占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所代表的实际上是统治阶级中“被统治部分”,或“权力圈中的被统治一端”[14](p176)。布迪厄认为不同资本形式之间可以转换，但是一切资本都会被简化为经济资本。从根本上说, 知识分子受支配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占有者的统治，文化资本对于经济资本的独立性只是相对的。知识分子本身也有上下、优劣、尊卑的位置区分，这种占位的差别是由占有文化和象征资本的不平等关系所造成的。但是,知识分子在文化再生产中处于优势，他们掌握的文化资本可以通过教育制度特别是大学实行“文化专断”。“说到底,大学掌管着文化尊奉的最可靠的符号。”[15](p179)保守的教育体制再生产了社会阶级结构。知识分子毕竟是统治阶层的成员，他们的文化资本得到了教育体制的认可。资产阶级则利用经济资本长期垄断稀有的文化资本。占据统治地位的这些阶层用制度化的方式将其自身的资源优势固定下来。在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 拥有大量经济资本和较少文化资本的大公司所有者、金融家，拥有大量文化资本和较少经济资本的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以及拥有中等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自由职业者、私营国营高级管理人员，是构成社会结构主体的三类阶级,他们相互之间为了争夺有价值的资源、统治权力以及对文化价值合法性的定义权而相互斗争,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主要争斗者[14](pp114-115)。布迪厄认为，在社会空间中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争夺是隐蔽的，但仍是阶级斗争的根本维度。布迪厄的阶级理论与同时代的理论一样，非常关心三大基本阶级中的新中间阶级。二战以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没有出现马克思预言的两极化，而白领职员和经理等新兴“中间阶级”的队伍呈扩张趋势。布迪厄认为这些变化构成了对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的挑战。他用综合了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场域空间位置等的多元化阶级概念，取代传统的阶级概念，提出了他独具特色的阶级和社会结构理论。从80年代开始，面对“一场新型的保守革命”，布迪厄一反以往的专业低调姿态，直接干预政治领域。他批判市场意识形态的扩张威胁了几个世纪以来争取工人和市民尊严的各种社会斗争的成果，指出欧洲存在巨大的社会倒退的可能性。在其晚年，他成为反全球化斗争的思想旗帜，反对当代新兴的市场意识形态霸权导致的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和不平等的扩张，号召形成一种全新形式的知识分子干预，表现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理论良知。
阿尔文·古德纳(Alvin W．Gouldner，1920—1980)，美国社会学家，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与普兰查斯一起被视为1970年代末西方关于阶级和社会结构变化理论的两位重要人物。他承袭了194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工业社会研究项目，成为这一历史文化脉络的著名的工业社会理论家。他关于社会结构新变化的代表作是《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1979）。该书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推向了极致，高度评价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古德纳的基本观点是：其一，知识分子是一个新阶级。新阶级是精英主义和追求自我的。它利用自身的特殊知识来增加其利益和权力，控制自己的工作环境。它是一个“作为有缺陷的普遍阶级的新阶级”。然而，新阶级也可能成为历史发给我们的最好的一张牌。新阶级的权力在增长。这个道德上模糊不清的新阶级在权力上正处于上升期，它至少掌握了一种历史的未来[16](p8)。其二，新阶级在革命政治中一直是一个无形的阶级。发达工业社会中，新阶级不但有时在政治上进行革命，而且不断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新阶级在经济活动中作为技术知识分子发挥作用，对旧阶级履行技术服务，并使社会的现代性、科学性合法化。它在发达的工业经济中的作用也可以被承认，因此它不必是无形的[16](p12)。“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是新阶级的政治策略。二者都谋求与工人和农民阶级的同盟，反对旧阶级的统治地位。它们之间本质的不同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新阶级的统治更充分，它对工人阶级的控制更多。其三，在西方，由人文知识分子与技术知识分子组成的新阶级会以多种方式，包括谈判与对抗，谋求其物质上与精神上的阶级利益。因为它具有生产力与管理方式方面的技术知识，对生产方式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实际控制，从而有了谋求其利益的可观实力。那些拥有很大权力却没有相应财产的经理们，正慢慢地将旧有的有产阶级置于历史货架上。古德纳特别指出，问题不在于“管理者控制”在某一时期的程度多少，其重要性在于它是一种长期的趋势。知识分子新阶级正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僭取决策权，以理性的名义断言自己不仅具有行政决策的全能，而且最终甚至扮演了当代社会的规范体系的评判者与管理者的角色[16](pp12-16)。其四，知识分子新阶级是一个“文化资产阶级”。“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新阶级的公共意识形态之一，也是新阶级对旧阶级彬彬有礼的颠覆。新阶级之“新”在于：它既不同于旧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旧的有产阶级。它与工人阶级一样是通过其劳动在一种工资系统中谋生；与旧的工人阶级不同的是，它基本上要负责控制其工作内容与工作环境。它也不是旧的资产阶级，而是一个新的文化资产阶级。它的资本不是货币而是它对有价值的文化的控制，也即它掌握着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文化资本是新阶级的经济基础。新阶级是一个言语共同体，批判的话语文化是新阶级——包括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共享的普遍的意识形态。新阶级既在批判的话语文化中具有共同的意识形态，又在其文化资本中具有共同的利益。而高等教育是新阶级根本的再生产机制[16](pp23－33、pp34－48、p139)。其五，对于新阶级的性质和未来发展趋势，古德纳尖锐地指出，新阶级的技术精英仍然是精英。这些人无意建立一种不论文化资本、人人都平等的社会秩序。他们不把自己视为“知识分子无产阶级”，更不用说是一名普通无产者了。然而，古德纳有时也称新阶级为“工人阶级的这一部分”，认为他们“将比计算机网络化寿命更长。”此外，古德纳还以新阶级理论分析了西方1968年学生造反运动。他认为运动的主体不是蓝领、低级白领和资本家的子女，而是新阶级出身的、受教育于新阶级的“幸运的”青年。他用米尔斯的“优势受阻”理论说明，由于高等教育成为大众教育，受过教育的人力资源持续过剩，使新阶级受到市场压力，不再具有以往的就业优势。他把学生反叛的原因归结为青年大学生向上流动的普遍的“优势受阻”。总之，古德纳高度赞扬新阶级，认为新阶级尽管存在宗派主义、存在内部人文知识分子和技术知识分子的矛盾，有天生的缺陷，但它是现代社会的中心和最进步的力量，拥有现代生产力未来必须依靠的科学知识和技能。因此，他不赞成马克思主义将旧的无产阶级当作“普遍阶级”，对它加以“神秘化”；转而主张新阶级的承载者是一个初生期的新“普遍阶级”[16](p8)。他说，《共产党宣言》认为现存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阶级斗争历史的规律是，地位最低的阶级从来没有获得过政权。今天看来，依然如此。也就是说，无论西方或东方，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旧阶级都面临着一个正在兴起的知识分子新阶级[16](p111)。新阶级的崛起代表着长期的趋势，未来属于他们，它将有几百年的发展时间[16](p38)。古德纳的有关分析可以归结为两个要点：其一，知识已经成为文化资本；其二，新阶级将是新的解放统治阶级。古德纳以新阶级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历史主体论，对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无限拔高，许多人对后一点持怀疑和批判态度，其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家萨依德的批判最有力度。他认为，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真实现状并非如古德纳所言。知识分子，特别是技术型专家阶层已经转化为技术官僚。今天对于知识分子的特别威胁，不论在西方或非西方世界，正是来自所谓专业态度。“专业”使知识分子把工作当成谋生手段，使知识分子脱离政治性，保持“客观”性，从而使自己具有市场性。日益严重的学术专业化和制度化已经减弱了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力量。萨依德呼吁知识分子不要屈从于权力和权威的趋势，坚持知识分子的“业余性”，不为专业所束缚，以旁观者的身份保持不妥协的批判态度。福柯则宣称旧式的“普遍的知识分子”已经死亡，新一代“特殊的知识分子”即“专家型知识分子”已经走上前台。1968年以后，普遍知识分子已经转变为专家知识分子，这种角色的转换是知识分子自身的发展趋势，是历史的必然。福柯与古德纳的乐观主义相似，他不认为专业主义一定会限制知识分子自由的活动空间。他致力解决的问题正是坚守在专业领域，捍卫边缘的“反叛话语”，用多元的话语诉求颠覆中心和霸权性的话语。福柯相当于用后现代主义的方式为古德纳的知识分子“新阶级”背书。
彼得·F.德鲁克（Peter F.Drucker，1909－2005），生于维也纳，是美国资深经济学家, 被誉为“管理学之父”。德鲁克有关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的著作主要是《后资本主义社会》（1993年）。在此书中，德鲁克对90年代和21世纪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进行了全面预测，认为西方社会正在走向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即知识社会。他说，西方社会每隔几百年便经历一次剧变，现在正处于又一场剧变中。当前这场大变革将对人类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价值观产生深远影响。德鲁克指出，仅仅几十年前，每个人都“知道”，资本主义社会之后肯定会是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情况未必如此。发达国家正在走出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在迅速地被一种完全不同的新社会所取代。它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全书分“社会”、“政体”和“知识”三部分，说明了我们如何从一个以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为基础的社会走向一个以知识为主要资源和以组织为关键结构的社会。德鲁克以“知识”为轴心来划分时代。他对“知识”的理解也别具一格。他认为，传统的知识要么是精神的发展，要么是经世致用的方式，从来不包括从事实际工作的能力。工业革命以来，知识已经从技术知识转向知识的系统运作，而在今天信息化革命的背景下又转化为生产要素中最关键的资源。即将到来的社会是“学科社会”，因此，应当赋予专业化知识以权力，把专业化的知识人作为社会的主体和基础。他把这个后资本主义的上限界定为20世纪40年代，下限界定为21世纪20年代。
什么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德鲁克描绘了三大特征：第一，在经济机制和社会结构方面，自由市场成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制。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它的结构及其社会和经济动力、社会阶级和社会问题——与支配过去250年的那些问题的重心不同。第二，在政治结构方面，我们已经从具有400年历史的主权民族国家转化为一个多元的政体。在“后资本主义政体”中，跨国的、地区的、民族国家的结构与地方的，甚至部落的结构既竞争又共处。第三，在财富的创造方面。基本经济资源不再是资本、自然资源或“劳动力”，而是知识。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群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就像资本家知道如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是专业人员、知识雇员。可是，与资本主义的雇员不同，他们既拥有“生产资料”，又拥有“生产工具”。他具体分析道，随着核心资源的转变，社会阶级构成也相应发生了改变，形成了知识工人和服务工人两大主要阶级。知识工人包括知识管理人员、知识专家和知识雇员，他们构成社会的主导阶级，这使得如何提高知识工作和知识工人的生产效率成为后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经济挑战。与知识工人相比，服务工人在能力上处于劣势，在数量上则有绝对优势。这样，后资本主义社会又必须面对维护服务工人尊严和调和两个阶级之间矛盾的社会挑战。他还认为，在知识社会中，教育处于第一重要的地位，应当发展以科技为导向的内容多元化的开放式教育。德鲁克的分析颇得加尔布雷斯相关理论的精髓，其前瞻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诚如当时的书评所言，德鲁克此书，“宛如上了知识社会新概论的第一课”。贝尔为其《后工业社会》撰写的1999年序言“技术轴心时代”一文，明显汲取了德鲁克的理论资源。同时，德鲁克也指出，“后”资本主义只是一个过渡时期。未来社会的发展将取决于发达国家——它们的知识分子领导人、工商业领导人、政治领导人，但首先是我们每一个人——如何对这个过渡时期、即后资本主义时期的挑战作出反应。
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1922——）, 生于纽约，当代美国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学富五车，著作等身，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多年任教于哈佛、斯坦福等名校，桃李满园，声名盖世。李普塞特是研究当代西方社会结构和政治变化最权威的人士，相关的名著主要有《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1960）、《一致与冲突》（1985）、《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1991）《美国例外论：一把双刃剑》（1997）、《这里没有发生：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2000）、《社会结构与经济发展中的流动》（2005）等。这些论著主要以两个主题涉及西方阶级和社会结构研究：一是由“美国例外论”引发的对西方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化现象的分析；二是从1960年代以来持续数十年的对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经济社会变化及其政治效应的追踪研究。两个主题共同的基础都基于李普塞特关于社会结构演变的基本理论。李普塞特在1977年后数度重提世纪初桑巴特提出的“美国例外论”。他说，马克思在100多年前说过，资本在最发达的国家所展示的是落后国家未来的景象。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都认为社会主义应当在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发生。德国社民党领袖贝贝尔在1907年8月曾宣称：“美国将是第一个开创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李普塞特就此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世界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主义思想最稀缺，而且美国至今仍然如此？在他的回答中，提到美国先天的民主因素如“投票的免费馈赠”使工人阶级难以形成阶级意识。相比之下，欧洲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在争取民主的斗争中形成的，而美国的平等主义抵消了工人的社会主义思想。他在70年代后期提出“桑巴特问题”的背景是西方新左派运动的兴起，是发达国家的青年和西方工人阶级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不平等”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新阶级’”的失望。但是，李普塞特不仅重视民主和社会公平对阶级的影响，更重视研究社会结构的根本变化对工人阶级意识的意义。对“美国例外论”，他在方法上既反对经济决定论，不同意简单的“富裕阻碍革命”说；也反对文化决定论，不同意将之仅仅归结为美国的特殊民族性和文化特征。他强调社会结构演变的综合因素，更注意美国阶级状况对西方发达国家普适的一面。这一时期，李普塞特仍承认阶级的存在。1991年，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ls Clark）和西摩尔·马丁·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共同发表了《社会阶级正在死亡吗？》一文，文中指出：传统的等级秩序正在衰退，结构性的社会阶级关系也明显削弱，新的社会差异已经出现，他们宣称，“阶级越来越成为一个过时的概念”。新的社会分层形式正在形成，关键性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分层的破碎化”（the fragmentation of stratification）。工人阶级不仅没有同质化，而且由于技术水平不同日益分化，差距加大；更重要的是中产阶级的充分发展，而其内部也存在低薪雇员与经理的明显差异和分化；同样的分化也出现在对政治领导层和权力的评判中，阶级统治理论近30年来已被多元化、多维度的概念所取代。在政治上，传统的阶级政治已经淡化，更富裕的、受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更远离阶级政治，新政治更多是围绕社会问题而不是围绕阶级来进行组织。在经济上，经济增长瓦解了社会等级制阶级分层。阶级结构越来越像中间突出的钻石，而不再像金字塔状。经济的决定作用下降，而社会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上升[17](pp397-410)。该文发表后引发欧美理论界一场大争论。在受到阶级存在论者的批评后，克拉克和李普塞特修正了“阶级消亡”说，转称“社会阶级没有消亡，但它的政治意义明显下降，人们在解释政治行为和相关社会现象时的关注点应该有所调整，即从以阶级为中心的分析转向多因素的解释分析”。同时认为，当下阶级区分已变得不那么严格，种族、性别等区分因素已成为政治领域中分化的基础。2001年，李普塞特再次撰写《欧洲左翼的美国化》一文，分析了引发当代欧美左翼政治去阶级化的社会根源。他指出，“第三条道路”和所谓中性化新政治，反映了西方国家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的改变。他着重分析了日益增长的新中间阶级及其引发的价值观演变，认为欧洲社会已经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典型的金字塔型结构转变成为类似菱形中间突出的结构，正在走向美国化。在他看来，美国一直很少强调阶级意识和阶级组织。美国的阶级与选票间的相互关系相对松散。而随着近几十年经济阶层分布和消费水平的改变，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在阶级和政治关系上随之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他还认为，马克思对未来社会发展的诸多设想——工场的增加、工业无产阶级的稳步发展及个体经营的减少——已经终结。从事科技和服务业等国民经济第三部门工作的人群急剧增长。科技界精英们具有极高声望和巨大权力。正在形成的后工业阶层已经显示了其独具特色的价值观。李普塞特尤其重视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对社会阶级结构演变的影响。他引用英格利哈特（Inglehart，Ronald）的话指出，“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变化以及阶级冲突的减少，是近半个世纪来物质生活日益充盈的函数。二十世纪后半叶出生的一代越来越关注一些非经济性或社会性问题，新社会运动从美国蔓延开来。同时，竞争性的市场推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逐渐消除了与阶级相连的消费方式的差别。欧美扩大高等教育规模，为不同人群跻身于社会精英阶层增加了机会。随着社会阶级差别的缩小，并由于互连网的普及而带来的获取信息途径扩大，权力正呈现愈益分散的趋势[18]。李普塞特在1985 年就对新中产阶级的发展趋势做过上述分析，他说：“如果衡量旧统治阶级成员资格的标准是财富，那么界定新的统治阶级的则是知识和一定的教育水准。”[19](p194) 在新世纪，他通过对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新分析和新概括，力图说明美国去阶级政治的普适性条件在当今欧洲已经具备，从而对他在90年代后期以来重新挑起的关于“美国例外论”的争论间接地给出了新结论。从宏观背景看，李普塞特在当今全球政治右倾化的背景下再提“桑巴特问题”，是自由派对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一种反思，但更主要的是透过欧洲社会民主党人选择的“第三条道路”及其成败这面镜子，发现和概括当今欧洲的社会阶级结构及其传统阶级政治的重大变化，从而论证美国经验的普遍意义。李普塞特的这些论述，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当代西方社会主义运动的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而且有助于我们从当代社会学的高度分析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及其阶级意识的状况和演变走势，从一个侧面深入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阶级与社会结构的新变化。
理查德·斯凯思(Richard Scase)，英国坎特伯雷州肯特大学社会学教授。他撰写的《阶级》一书系统地解读了“阶级”这一基本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高等教育最权威的教材之一。因此，尽管斯凯思本人不具有本文介绍的其他大理论家的盛名，但是，他的这本小书在此一专业领域却反映西方理论主流，堪称经典。首先，斯凯思指出，尽管现代社会中阶级的相关性受到普遍置疑，大多数人已经不会从阶级的角度看待自己或他人，但是，社会阶级和阶级关系仍然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重要特征。“事实上，社会阶级研究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任何没有以某种方式涉及到社会阶级解释的讨论在社会学家看来都是不完善的。”在他看来，资本与劳动之间剥削关系的对抗性造就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其特征就在于各社会阶级的经济报酬和雇佣条件有着极大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这些阶级关系本身体现为控制关系；尤其是负责决策的员工与处于从属地位的员工之间的控制关系。任何一种职业的人都不可避免地属于一定的阶级。这一客观现实与人们的主观态度无关。不是职业决定了阶级关系，而是阶级关系决定了职业。工作和职业是阶级关系的结果，阶级关系与所有权的职能和劳动职能直接相关。基于此，他把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分解为三大阶级五大阶层：即与资本职能有关的阶层：（１）拥有所有权的股东和财产所有者；（２）负责控制和协调的中产阶级，包括董事、管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３）负责技术研发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专家；与劳动职能有关的阶层：（４）生产经济剩余的工人阶级，即生产性手工工人；（５）完成必要的非生产性任务的勤杂人员、秘书、日常“非手工”工人、“支持性”和维修工人[20](pp1-30)。其次，斯凯思认为，阶级关系通过报酬体系决定了阶层的本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层体系体现了阶级关系，反映了阶级导致结构性经济不公平的方式。阶层体系反映了控制关系，后者是阶级结构的核心要素。阶级关系决定的职业秩序和相应的报酬体系的不公平导致了阶层的出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分层在不同职业获得不同报酬的方式上极具相似性，各国有相似的阶层等级结构。在他看来，这一相似性表明，职业收入的不公平来自各国阶级结构的共同特点，阶级结构在社会生产关系中得到清楚体现。考察职业收入不公平，不能忽略所有权。所有权职能的本质是资本主义动力机制、资本积累过程和剥削经济剩余过程的核心。所有权是现代社会中财富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不管发生什么样的社会政治变化，如福利国家的发展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发展，都未能降低资本集中的程度。以英国为例的统计数字表明，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几乎十分之九的生产性资产被十分之一的人口以公司股票、股份和财产的形式占有。英国的财富所有权不受广泛的经济、社会、政治变迁影响。战后资本主义所有权变成了更隐秘的间接所有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分化，专业管理人员的出现；公司股份从个体性投资向机构性投资的变化，导致有些工人阶级也成为持股人、受益者；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受益者的构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是富人利用更加间接的、机构性的方式从财富创造过程中的所有权中获益。财富创造和赢利性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主要受益者仍然是一小群相当富有的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职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更重要的是，其中没有哪种目前发生的变化导致了阶级关系的消亡。也没有哪种变化引起了阶层体系的更加平等化。斯凯思特别指出，当前收入的不公平有加大的趋势。西方存在着两个“分割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妇女和少数人种在这样的劳动力市场中属于“底层阶级”，至少是工人阶级中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被剥夺的阶层[20](pp31-47)。其三，斯凯思指出，阶级关系还决定了个人发展的机会结构，从而导致阶层的出现。他批评西方社会流动性讨论中关于工业化过程和后工业化过程引起职业结构变化的一般观点，认为类似的讨论将重点放在职业变化上从而脱离了社会阶级的分析，没有揭示阶级关系的本质。与资本积累相关的市场为有志者提供了成功的机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从赤贫到富有”的故事保持了人们这种关于社会开放性和机会平等的主流意识，使人们认为阶级界线是开放性的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资本主义的主流理念还强调各种渴望成功的价值观，这些观点有利于否认阶级的现实性。机会不公平是分层级的，机会不公平也是阶级关系的一种表现。基于经济对立的阶级对立中存在许多代际间传递。如果有代际间的开放性，也主要发生在一些低层次的职业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精英层的流动形式相对有限。正是由于“大众流动”成为主流，精英职位的“封闭性”被隐藏起来了。主流价值观加强了个人主义的观念和个人自我价值的观念，不能产生、只能淡化阶级意识。人们主要是从“开放性”、“机会平等” 和一般的“平均主义”的来理解西方资本主义的，广泛认为“阶级”是日常生活中一个无关紧要的特征。然而，这些并没有导致阶级在解释社会中机会的客观结构时过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流动没有导致阶级的消亡，阶级仍由社会结构决定[20](pp48-68)。最后，斯凯思回顾和考察了工人阶级运动对资本主义阶级结构的影响。他以瑞典为例说明：工人运动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结构性的阶级关系的基础上，改善阶级关系中较极端的方面，进行了有利于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性和经济改革。他的结论是：第一，尽管阶级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它仍是理解目前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社会阶级分析对于理解组织变迁的动力机制非常重要；第二，社会阶级的存在是工业社会固有的、永恒的特征。绝大多数个体意识到受剥削不一定会导致政治上的激进主义，工人的抗议只是寻求资本主义秩序内的变革。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部分公民认为自己是受益者。人们的普遍态度是资本主义秩序合法性的主要来源。而苏东国家所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失败的”实验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流行意识，加强了资本主义及其固有的阶级关系的合法性。既然社会阶级是资本主义固有现实的一部分具有相对的永恒性，那么西方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重点就转向社会中的平等、分配和福利等社会改良问题，而不是用另一种“可供选择”的秩序代替资本主义[20](pp69-103)。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生于英格兰伦敦北部，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1997－2003），现任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欧洲大师级学者，是极少数曾经入选布列颠科学院成员的社会学家之一。吉登斯已出版了20多本著作，在战后社会结构演变方面的主要研究成果是《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吉登斯本人在20世纪中后期成为英国工党的首席理论家，为“第三条道路”的理论和政策进行了奠基性的论证。西方阶级结构分析的理论往往在社会流动、特别是社会分层的理论中多有表述，吉登斯的相关理论属于新韦伯主义分层论一派。吉登斯与弗兰克·帕金（Frank Parkin）、约翰·戈德索普（John Goldthorpe）和戈登·马歇尔（Gordon Marshall）等英国新韦伯主义学者，基于韦伯的分层理论发展出了一种多元分层理论，从阶级和身份结合的角度分析阶级结构。他们尤其突出了韦伯的“社会封闭”（social closure）概念，说明社会封闭机制的排斥作用，重释韦伯的分层理论。韦伯当年指出，社会封闭是指社会群体设置并强化其成员资格的一种过程，其目的是为了以垄断手段来改进或最大化自身群体利益。新韦伯主义者认为，当代工业社会表面上不存在那种不允许人们跨越阶级边界进行流动的规范性的制度规则（sanctions），但是实际上限制人们的代际和代内的社会流动的各种制度力量客观存在，这就是所谓“社会封闭”机制及其排斥作用。帕金把“社会封闭”解释为“社会集群（social collectivities）通过把资源和机会获得局限于有特别资格的人的范围之内以达到最大化自身报酬的过程”[21](p44)。他指称这种排斥性机制使封闭性的阶级（往往是居于优势地位的特权阶级）最大化了自身的报酬和机会。帕金还把所有权概念与社会封闭联系起来，以布迪厄的方式对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进行比较，批评教育的文凭主义对稀缺知识资源的垄断。吉登斯则提出了“结构化理论”，强调身份与阶级二者是以某种相互关联的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他进一步指出，排斥性机制的持续影响也导致了各种不同的阶级文化，并在代际之间再生产了共同的生活经历[22](p107)。他认为，这种机制不仅是阶级结构化的根源，而且还有助于阶级认同的形成[22](pp107-120)。阶级是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而阶级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则依赖于阶级成员共享相同的消费和行为模式的程度[22](p109)。也就是说，吉登斯实际上认为，只有当阶级分类和身份群体相交叉时，阶级才得以结构化。新韦伯主义者都支持吉登斯的阶级理论和分析方法，共同认为：正是这种在宏观结构层面运作的排斥性过程，导致了阶级和身份群体的产生。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这派理论推动了普兰查斯和赖特等新马克思主义者的阶级分析理论的发展，也从一个侧面影响了拉克劳和墨菲等英国后马克思主义者的去阶级化的社会多元主义理论的走向。
在90年代前后，受克拉克和李普塞特在美国挑起的“社会阶级是否正在死亡“这一争论的影响，英国也以新韦伯主义的反击为中心就此展开争论。李普塞特式的英国后工业主义理论家帕尔（Ray Pahl）认为，社会学中与阶级有关的“结构－意识－行动”（SCA）链条理论已经是件不存在的“皇帝的新衣”，尽管资本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但是，“阶级概念的惯常说法，经常被错置且变得多余”，“阶级分析作为一种概念在社会学中已不再具有任何有益的作用”[23](pp111-121)。戈德索普对此的回应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政治决定论无疑遭到了颠覆，但是马克思主义不是唯一的阶级理论。要充分了解当前阶级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必须了解可同现代社会复杂性相适应的阶级状况[23](p244)。戈德索普和马歇尔强调，他们的阶级分析不包括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历史理论、剥削理论和阶级行动以及政治革命理论，而是研究（1）历史上形成的宏观社会结构；（2）个人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日常经历，以及由此产生的行为模式。这一阶级分析主要关注阶级结构、阶级流动性、基于阶级的不平等、基于阶级的行动之间的联系。具体包括人们受职业关系制约的地位、个人和家庭的这些地位的变动及他们的生活机遇、社会身份和追求的社会价值和利益。戈德索普和马歇尔认为，阶级关系对生活机遇和社会行动的重要性实际上在缩小，而收入或消费、社会地位或生活方式、种族划分或性别界定的关系正在具有更为重要的影响[23](p124)。戈德索普还指出，关于社会阶级在当代政治中的作用，不同意识形态的分析者在战后形成了两条相对的共识：一是西方工业化进程已使基于国家的分裂转向基于阶级的分裂，在“成熟的”工业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派别主要以阶级为基础；二是虽然阶级冲突在自由民主政体的形成中发挥着作用，但是这种冲突并不导致阶级以革命的形式推翻民主政体。公民参与代表着“阶级斗争向着民主方向的转化”。然而，这种战后共识目前已趋于瓦解。阶级政治的重要性受到置疑，“阶级的衰落”日益成为各方关注的主题。戈德索普在大量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指出，阶级仍是发达社会政治中的关键因素，阶级的衰落不能被视为一种“构成”民主国家发展逻辑的普遍倾向[23](pp240-253)。戈德索普和马歇尔通过对社会流动、阶级与教育、阶级政治三个领域的研究，证实了阶级关系的稳定性，认为即使是在高速经济增长或剧烈社会政治变迁时期，阶级也是“明确存在”的。他们以阶级关系的稳定性批驳了后工业自由主义理论家关于阶级消亡的理论，认为阶级分析的关注点应转向“理解现存的阶级关系抵制变化的基本过程”[23](pp130-136)。尽管新韦伯主义者否定阶级的衰落，强调阶级关系的稳定性，但是由于他们运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概念和“阶级分析”理论分析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其分析结论与自由主义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家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相差不大。比如，现代社会的服务业阶级或工薪阶层崛起，制造业的、同质性的工人阶级数量日益减少，代际持续力降低；白领雇员、自由职业者、服务业从业人员、技术工人等新中间阶级日益扩大，成为现代选举中的主要构成力量，等等。而且，90年代以后的所有关于社会阶级的争论都不再停留在中间阶级的界限划定上，而是共同关注后工业主义背景下相关社会结构的动态发展，尤其是这种发展对传统工人阶级的影响，并共同关注其他非阶级的社会身份（如地域、种族、宗教、性别、国家、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群体以及亲缘群体等）的存在及其新社会冲突的发展。
除了对新社会运动、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等的分析，在英国的这场争论中还突显出另一个值得重视的相关议题，即全球化背景下的下层阶级或底层阶级问题。莉迪亚·莫里斯(Lydia Morris)1996年提交了一项关于下层阶级的专项研究报告。她指出，英国关于“下层阶级”的理论探讨热潮出现在1980年代末。当时是由于害怕叛逆的青年一代引发社会动荡，另外是受右翼流行思潮批评福利国家造成“依附性文化”这一认识的影响。90年代以后西方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发生了许多急剧的变化，如：男性就业水平急剧下降、劳动力性别构成发生变化；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正式工作转向兼职工作；高水平的失业和“社会两极化”等等。因此，许多人惊呼已经出现了一种传统的阶级结构概括不了的下层阶级。右翼保守主义对下层阶级提出一种文化解释，认为依赖福利是一种反文化或亚文化现象的社会化。社会结构分析者则把长期失业视为经济失败的结果。主张阶级分析的朗茨曼把“依赖国家帮助、完全不能参与劳动力市场的那些人”定义为下层阶级，成为传统的六种阶级（一种上层阶级、三种中间阶级和两种工人阶级）而外的第七种阶级模式。吉登斯的定义更为宽泛，他认为“下层阶级”是由那些从事最低收入职业的人员、周期性失业或半就业人员所构成。这主要是作为一种“不合格”的市场能力的结果。还有人发现，构成下层阶级的证据是许多年轻、健康、低收入的男性选择不参加工作。这是一些即使实际上拥有工作机会、数目不详或许规模庞大的、仍试图获取社会福利的人群[23](pp228-235)。悲观的自由主义后工业主义者则把欧美社会出现的大量的失业人口和一些失业率很高的阶层称为“外缘阶级”（“out-sider classes”），即被主流社会排斥的社会边缘性群体。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从社会边缘性群体的形成得出了共同的结论。悲观的工业主义者预言，后工业社会将会“复兴无产化的底层阶级”（“resurgent proletarian underclass”），并在底层阶级中形成对社会具有威胁性的群体[24]。马克思主义倾向的学者韦斯特加德（John Westergaard）则称，下层阶级的出现是经济阶级结构中两极分化的极端结果。下层阶级的形成不是右翼所杜撰的文化原因或道德原因，这是一种由于主导性的结构原因而产生的“被排斥的贫困”。他敏感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为什么1980年以来贫富之间的阶级差距越来越大，而流行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却越来越否定阶级话语，强调阶级划分和阶级政治已经没有意义？他认为这是激进右翼的主导意识形态的刻意误导，要求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和阶级分析回击右翼的挑战，反对西方左翼“阶级政治的制度化”[24](pp174－196)。
本文上述对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的考察，涉及了从世纪初的桑巴特、卢卡奇，1950年代的米尔斯、阿隆、达伦多夫，1960、70年代的加尔布雷斯、贝尔、古德纳，延续到布迪厄、李普塞特、吉登斯等在世纪末仍居于主流地位的多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纵观他们所代表的20世纪西方阶级与社会结构理论的演进，其研究中心始终是围绕着知识分子问题和工人阶级问题展开。知识分子问题是20世纪浮现的新问题，其中包括经理革命和新中间阶级研究两条相互交叉的线索；工人阶级问题则是老问题，19世纪已经有相关研究。本文重点评介西方学术界主要思想家的理论在战后、尤其是70年代末以来的发展。他们的理论既讨论了传统社会阶级、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新变化，也研究了中间阶级的知识化和扩大化。尽管他们的研究政治倾向不同，理论千差万别，概念差异重大，但是观点中仍有一些共同和相近之处。因此，虽然80年代以前西方关于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共识”已经瓦解，但是90年代中后期以来似乎又在形成一定程度的新共识。目前西方主流理论的这些共性或相似性大致可以概括为三点：其一，各派理论基本上都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在现代工业社会、尤其是后工业社会已经不合时宜，阶级极化现象和革命趋势在当代西方没有出现；其二，各派理论大多肯定社会结构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但是阶级概念已经改变，被加入了物质经济之外的文化、政治、生活方式等多维解释；其三，各派理论均重视当代西方社会阶级的新变化，强调社会中的其他复杂多元的因素和新的研究视角，如生态、性别、民族、种族、代际等新维度，试图以多元分析取代阶级分析。总之，形成中的新共识强调传统阶级特征的弱化，身份特征的强化；阶级意识的淡化，身份意识的强化；阶级政治的退化，去阶级政治的强化。其中，自由主义者显然比西方中左派在理论逻辑上更彻底，观点更明确。他们更直率地承认阶级和阶级冲突，但是，他们不仅极力掩盖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根本对立性质和历史趋势，而且认为阶级冲突天然合理并日趋融合，只导致意见表达而不会导致阶级对抗。这一观点与学术无关，仅关乎立场。他们无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意义，脱离资本与劳动的对立这一核心去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试图以当代西方社会的新变化全面重释西方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这种理论努力不触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实质，显然缺乏真正的解释力，无法说明当代西方社会发展的复杂现实、深刻矛盾和历史趋势。
世纪之交，由于全球化的弊端充分暴露，西方关于阶级和社会结构的演变及其趋势的讨论仍在继续深化。目前，无论是“新马克思主义”者、新韦伯主义者，还是后涂尔干主义者，绝大多数人不再从阶级和社会变迁、革命运动之间关系的角度思考和研究问题，而是重视研究社会阶级背景对个人层面的辐射和影响。比如，后涂尔干主义者格仑斯基对20世纪后25年（1975-2000）美国社会是否出现了阶级解构的问题进行了大量经验研究，分析了阶级对生活机会、政治行为、社会态度和消费实践等方面的影响，认为在微观阶级层面（micro-class）没有发生阶级结构的解构（Grusky，2001、2002、2003）；著名“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致力于研究社会阶级是否具有一致的认同，以及这种认同能否使阶级之间的冲突结构化（Wright，1997）；许多新韦伯主义者如马歇尔、豪尔等人以消费主义和生活方式为中心，关注和开展了对的宗教信仰、投票行为、生理和心理健康、生育率、死亡率、价值取向和社会政治态度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在总体上，西方学术界关于阶级和社会结构的理论研究有微观化、实证化的趋向。近期西方学者的相关新著还包括：约翰·斯考特的《阶级：批判的概念》（Scott 1996）；丹尼尔·罗赛德斯的《社会分层：阶级、种族与性别的相互作用》（Rossides 1996）；芬欧纳·戴文的《美国和英国的社会阶级》（Davine 1997）；约翰·豪尔的《改写阶级》（Hall 1997）；埃里克·沃林·赖特撰写的《阶级观点：阶级分析的比较研究》（Wright 1997）；罗伯特·罗斯曼的《不平等和分层》（Rothman 1999）；哈罗德·克尔博的《社会分层和不平等：历史的、比较的和全球取向的阶级冲突》（Kerbo 2000）；大卫·格仑斯基编辑出版的《社会分层：社会学取向的阶级、种族和性别》（Grusky 2001），等等。
[1]W.桑巴特：《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赖海榕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贝利：《没有财产权的权力》，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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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Illinois: The Free Press, 1960.
[8]R.Dahrendorf, Class and Class Conflict in Industrial Societ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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