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1月11日到2月7日召开的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是建国后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总结“大跃进”以来历史失误的过程中，对党内民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民主思想史发展进程中一座不朽的历史界标。梳理和研究“七千人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党内民主的思考，对于总结党内民主建设的历史经验教训以及推动当代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党内民主不足是导致“大跃进”以来重大历史失误的体制根源
1958年“大跃进”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遇到了严重的挫折，同时党内的虚假风、浮夸风、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也开始泛滥。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七千人大会”，根本目的在于总结经验教训，加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刘少奇在起草大会报告时沉重地说：“犯了那么大的错误，给人民带来那么大的损失，我们这是第一次总结。只一次不行，以后每年要总结，一直到十次、八次，才能深刻地接受错误的教训。”[1]但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在重大历史失误面前统一全党的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今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一个关键问题。”[2]
“大跃进”以来的失误是由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以及认识上的主观主义等因素造成的，但从党自身来说，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是，为什么错误的发展思想能够轻易上升到指导思想的地位而广大党员却没有能够形成对党的错误的抵制？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七千人大会”将反思失误的视角延伸到党内民主上。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中说：“必须看到，近几年来，在我们党的生活和国家生活中，民主集中制受到了很大制约，在有些地方甚至受到了粗暴的破坏。”[3]刘少奇列举了党内存在的违反民主原则的七种现象，即不允许党员提出不同意见、不容许党员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工作特别是党组织领导人的缺点、处分了一些坚持真理敢于说真话的党员、一些党组织随意把党员开除出党、一些党组织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处理党员、由于过火的党内斗争使许多党员不敢说真心话。在此基础上，刘少奇认为，“当我们加强党的集中统一的时候，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更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4]在大会的口头报告中，刘少奇讲得更是尖锐，直接把“大跃进”以来的失误归结到党内民主的不足上，认为：“最近几年，由于我们提出了一些过高的超出了实际可能的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而且不顾一切地采取了各种组织手段，去坚持执行这些任务，因而，我们也就在组织上犯了许多错误。这些组织上的错误，最主要的就是我们在党的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违反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5] “如果能够严格地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那末，多数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也会通不过，会顶回来，会纠正我们的错误，使我们能够及时地、尽早地发现错误和纠正错误。”[6]在刘少奇看来，正是由于党内民主的缺失，使得没有能够在党的组织体制上构建起对错误思想的防范，广大干部和党员丧失了对错误的理性认识和自觉抵制的能力。这一认识是相当尖锐和深刻的。
对党内民主不足的认识，并不是刘少奇一个人的认识，而是整个大会的共识。朱德在大会的讲话中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运动中打击面宽了，伤了人”，以后要“尊重党员的权利”[7]。邓小平在大会的发言中也指出：“这几年来，由于我们没有搞好民主集中制，以致上下不通气，这是一个带普遍性的严重的现象。”[8] 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是非常耐人寻味的，与许多代表所期待的不一样，他并没有过多地涉及“大跃进”以来的失误及其根源，但事实上毛泽东以其特有的理论敏锐“抓到了当时急需解决的问题，以他的身份和理论素养不仅解决了党内的一些思想问题，并把会议推向第二个高潮”。[9]毛泽东指出：“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确地总结经验。没有民主，意见不是从群众中来，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办法。”[10]这与刘少奇讲话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也是把党内民主的不足看作为了“大跃进”以来失误的体制原因，只不过毛泽东对民主的论述宏观性和理论性更大一些，这使不少代表当时觉得毛泽东的讲话“听了不过瘾，觉得很一般”[11]，但越往后看，越能体会到毛泽东对党内民主认识的深刻性、现实性和长远性。
二、加强党内民主，必须要坚持正确的错误观，充分开展
“七千人大会”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面对历史失误，中国共产党人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承认了自身的错误，并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党应该坚持一种正确的错误观，在党内充分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大会的讲话中在谈到错误的责任时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12]“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13]同样，邓小平在大会的报告中也坦诚地说：“没有缺点和错误的中央是没有的。问题在于我们是不是严肃认真地正视问题，是不是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领导人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做得百分之百正确，不可能一点缺点、错误也没有。问题在于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有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让不让别人批评，听了正确的批评能不能接受和照办。”[14] 中央领导人带头主动承认错误和承担错误责任的政治自觉感染和影响了党的其他领导人。胡耀邦在大会结束后在向团中央中层以上干部传达会议精神时，也自觉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说：“最近四年来，我也是犯了错误的。我不是‘正确派’，更不是‘一直正确派’。第一，大部分错事情，我都是真正赞成的。第二，有些重要的错误，我想的、讲的、做的更过火，纠正得更慢。”[15]“七千人大会”上，党对自身所犯错误所抱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反映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历史错误面前坦诚的政治品格。“七千人大会”所展现出来的党的这一可贵政治品格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许多深刻的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错误面前，党应该抱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能不能有一种正确的错误观。
所谓正确的错误观是指党以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来对待自身所犯的错误，一方面不回避错误，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在思想政治和体制上对类似错误进行防范。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要形成正确的错误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只有正确的错误观才能真正推动党内民主的发展。刘少奇指出：“发扬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充分地开展党内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既然错误是客观存在的，就不应该把它隐藏起来，不应该不去纠正。我们敢于揭发错误，修正错误，正是表示我们党对于过去的伟大成就有足够的估计，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具有坚强的意志，对于光明的前途充满信心。”[16]刘少奇的这一认识其实是表明，正确的错误观、党内民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为党内民主的重要武器，批评和自我批评是维系在党的正确的错误观上。对于在相对落后的国家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和发展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一定程度上是不可能不出现失误甚至是错误的，如果在巨大失误面前，党不敢提及反而去掩盖自身的错误，那么批评和自我批评只能流于形式，从而党内民主也只能流于形式。
在正确错误观的指导下，“七千人大会”再次把对党的监督问题提了出来。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就提出了在新的条件和任务下加强对党的监督问题。邓小平在八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党除了应该加强对于党员的思想教育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从各个方面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并且从国家制度和党的制度上作出适应规定，以便对于党的组织和党员实行严格的监督。”[17] 党的八大在中国共产党制度建设史上第一次涉及到对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工人阶级政党的领袖，必须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必须是服从党的组织、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对于领袖的热爱——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18] 如果说，八大上的这一认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面对苏共二十大教训时的认识理性的话，那么 “大跃进”以来的失误则使党切实从自身实践中认识到党内制度约束的重要性。因此，刘少奇在大会的报告中强调，必须要认真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此外还要有严禁和处分做假报告的法律”[19]。特别有重要意义的是，“七千人大会”在讨论党的错误时，把党内批评的矛头也对准了毛泽东。在1962年1月18日的发言中，彭真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也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如果毛主席的1%、1‰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20]彭真的这一认识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这一认识其实已经超越了“大跃进”以来失误的具体责任问题，提出了对党的最高领导人权力制约的重要性，正如一些大会代表后来所说的，“监督非常重要，讲民主，不讲监督，领导错了，谁敢讲？”[21]“七千人大会”关于加强对党的监督特别是对领导人的监督的认识，在深层上表明八大上党关于党的领袖和党的关系的认识理性开始向党内的制度理性层面转化。为了推动对党的监督和党内民主，在“七千人大会”结束后第二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刘少奇甚至提出要允许公开反对派的存在：“要有反对派，人民中间也好，党内也好，要有公开的反对派。列宁就是反对派，列宁是少数，但列宁是正确的。在我们这里，即使是错误的反对派，只要他不违反纪律，不搞秘密的阴谋活动，而是抱着不同意见的反对派，仅仅在我们面前批评一下，是有好处的。”[22]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史上，这是20世纪30年代继布哈林在反思斯大林高压政治时提出组建以知识分子为主的“第二党”思想后[23]，再一次涉及到共产党反对派的问题。当然，这与西方政治意义上的政党反对派不同，刘少奇或布哈林所讲的反对派的政治功能主要是监督执政的共产党的权力，目的在于巩固党的领导。
关于“七千人大会”对党的错误所做的自我批评以及关于党内民主的思考，薄一波后来回忆说，“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做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地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所以它的意义和作用，在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的人当中，永远不会忘记，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24]薄一波的这个评价恰如其分地揭示出了“七千人大会”在党内民主建设史上的特殊重要性。
三、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加强党内民主建设的根本
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共产党自身建设和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最关键的一个问题，这也是1903年列宁提出民主集中制的建党原则后能引起欧洲社会主义者广泛争论的重要原因。1904年卢森堡针对列宁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撰写了著名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问题》，在这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史上的光辉著作中，卢森堡指出，“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是用自觉的干预来代替历史过程的一个时期，把无产阶级作为有自觉目的的斗争阶级直接从政治上的极端分散状态（这是专制制度的基础）引导到最高的组织形式中去。因此，组织问题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来说是特别困难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在已经由固定的党的干部组成的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核心和它周围由阶级斗争所支配的、处于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之中的普通群众之间，绝对不能筑起一堵不可逾越的墙壁。”[25]只有真正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即民主的集中，才能架起逾越党的领导与普通党员群众之间墙壁的桥梁。“大跃进”以来的失误以一种特殊的实践向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问题。
“七千人大会”把民主与集中的关系上升到了决定社会主义历史命运的高度。毛泽东在大会上的讲话中说：“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26]刘少奇也说，“党的集中统一，必须建立在民主的基础上。只有认真地发扬党内民主，只有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提高了他们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责任心，党的集中统一才能真正加强。”[27]邓小平则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集中；而这个集中，总是要在民主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地正确地实现。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集中，也就没有社会主义。”[28]这些认识显然是在强调民主作为集中的基础性作用和民主集中制对整个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这一认识切中了“大跃进”以来失误的体制根源，可以说，在认识的深度上至今还是无法超越的。
但是，从以后历史的发展来看，“七千人大会”正确地提出了问题，但却没有正确地探索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即便毛泽东本人，他能在“七千人大会”上正确地论述民主与集中关系的重要性，但这却无法防止他后来在党内民主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上仍然在实践中留下许多教训，这是毛泽东个人的教训，更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党内民主发展的教训。从后来的教训反思“七千人大会”，这次大会确实在执政和发展的新的条件下触及到了党自身建设中的许多新问题。但是，作为一个才有13年全国执政经验的党，中国共产党面对新的问题时并没有能够走出阶级斗争惯性下的革命党思维。从“七千人大会”的报告和发言来看，党对党内民主以及民主和集中关系的思考是建立在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基础上的，这也是大会反复多次强调要用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来解决党内民主问题的理论基础。对于毛泽东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胡乔木后来说：“《正确解决》（指毛泽东1957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引者注）一文的内容其实并未完全解决，除因修改而前后矛盾外，还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内部主要矛盾是经济问题，该文并未认真研究，都是不能用‘团结——批评——团结’解决的；其次矛盾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问题，亦非‘团结——批评——团结’或‘双百方针’所能完全解决，这就要解决一整套分权、民主、人权、法制、党的工作体制和工作方针等问题，该文亦略而不谈。”[29]从胡乔木的这个评价来看，1957年毛泽东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理论是有一定历史局限的，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则是没有能够提出制度建设的问题，这致使“七千人大会”也没有把对民主与集中关系的认识引向党内民主制度建设的向度。虽然大会提出了领袖的责任、广大党员群众对党的工作的批评、通过广泛的民主来保证正确的集中等重大的问题，但却没有形成对党的权力的有效制度制约，更是没有形成对党的领袖的权力的有效制度约束，这也是“七千人大会”留下的一个历史教训。党内民主建设必须要走制度建设的道路，党内民主建设的实质，不简单地是让下级党组织和普通党员群众讲讲意见、出出主意，而在于对党的权力的监督，特别是对各级党的最高权力的监督，离开了这一点，党员的主体地位以及党内民主建设就没有任何实际上的意义。这一点，并不是从什么抽象的理论中推论出来的，而是从党自身的历史教训中得出来的，因此更值得人们珍视。
[1]《刘少奇传》，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896页。
[2]《刘少奇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546页。
[3]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74页。
[4]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5]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2页。
[6]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页。
[7] 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3006年版，第207页。
[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2页。
[9] 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3006年版，第163页。
[10]《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294 页。
[11] 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3006年版，第161页。
[12]《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页。
[13]《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2-293页。
[14]《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8、309页。
[15]《胡耀邦传》第一卷（1915-1976），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
[16]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35页。
[19]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3页。
[20]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9页。
[21] 张素华：《七千人大会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3006年版，第315页。
[22]《刘少奇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715页。
[23] 参任晓伟：《20世纪20—30年代布哈林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构建及其内在矛盾》，载《社会主义研究》2005年第4期。
[24]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62页。
[25]《卢森堡文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0、503-504页。
[26]《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6-297页。
[27]《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1页。
[28]《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4页。
[29]《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8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