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对普列汉诺夫的晚年文集《在祖国的一年》作了介绍和评价，认为：普列汉诺夫晚年思想仍是其早年思想的延续和在新的形势下的表现。普列汉诺夫坚持生产力标准，比起后来许多他的批评者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历史的经验教训也的确证明了他的思想中的深刻之处。他的政治失败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但今天却应当对他的思想有重新认识。
【关键词】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俄国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革命
【中图分类号】A81；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574（2006）02-0037-12
写本文的目的，是想通过简略的介绍和评论，请大家重读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晚年的一本论文集。
1917年二月革命后，流亡西欧数十年的普列汉诺夫回到了自己的祖国。从那时起直到1918年5月逝世止，他发表了一百好几十篇文章和演说。1921年，这些文字被汇集成两卷本文集在巴黎出版，题为《在祖国的一年，1917－1918年文章与演讲全集》。此书中译本在1980年由三联书店内部发行（王荫庭、杨永译），当时印数11 000册，数量不算小，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史的研究者来说应不陌生。但时至今日，在青年一代学人中真正了解此书的人估计不会很多了。
普列汉诺夫在这本文集中所发表的言论，在苏联和我国长期遭到批判和全盘否定，出版中译本也是为了给批判提供“反面教材”。然而，时势变迁，沧海桑田，历史演变到了今天，应该可以冷静平和一些来考察这本书了。
谁都知道，1917年是俄国历史上的“革命年”。在战争期间各种极度尖锐的社会矛盾的综合作用下，先是自发地产生了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起了共和国。紧接着，围绕“俄国向何处去”这个核心问题，各种政治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和斗争。八个月后，所有党派中最激进的一派布尔什维克党再次发动起义，通过十月革命一举夺得了政权，建立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就此创下了苏联的七十年基业。
在这场关系到俄国未来发展方向的争论中，普列汉诺夫的主张不但不同于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也不同于大多数孟什维克，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可算是独树一帜。那么，普列汉诺夫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简单归总起来一句话，就是主张在俄国当时的条件下发展资本主义，反对搞社会主义革命。
在过去那些充满激昂革命情绪的年月里，仅仅这一句话就足够让人们捋袖挥拳、怒不可遏了：这不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言论吗？打倒他！当年有这种反应是不足为怪的，现在我们却需要首先来认真地审查一下这些言论的论点、论据和逻辑。为了忠实完整起见，请读者原谅，我们在下面将要作较多的引证，即使这样做有违简捷，拖沓冗长，也顾不得许多了。
普列汉诺夫的基本论点应该说是相当简单的：俄国的经济和文化落后决定了它在当前需要的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是发展资本主义。这个观点，1917年他几乎在自己的每一篇文章和讲话中都不厌其烦地加以重复。例如请看下面的语录：
“并不是在任何特定的时候都能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来改造社会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要以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为前提：（一）生产力（所谓技术）高度发展；（二）国内劳动居民具有极高的觉悟水平。在不具备这两个必要条件的地方，根本谈不上组织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在不具备上述条件的时候如果工人企图组织这种生产方式，那么他们的企图决不会得到好结果。他们所能组织的只是饥饿——这里不妨用一下法国最早的社会主义者之一（圣西门）的一个强烈的字眼。‘组织饥饿’的必然后果就是残酷的经济危机，而在危机之后，工人就会陷入比实现他们的企图之前更加不利得多的处境。”[1](p121)
“俄国不仅吃存在着资本主义的苦头，而且也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够发达的苦头，俄国那些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中间从来还没有什么人反驳过这条无可辩驳的真理……如果事情是这样，那就十分明白，我国那些虽然也懂得一点马克思学说的人，是不可能谈论社会主义变革的。”[1](p22)
“我们社会主义者确信，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框框内会容纳不下现代高度发达的生产力，那时候资本主义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让给社会主义。但是对于俄国来说，这是比较遥远的未来的事情。现在的俄国与其说是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如说是苦于它的不够发展……现在摆在我国历史日程上的首要问题是在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 [1](p279)
从以上引文中可以看到，当普列汉诺夫反复宣讲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他首先是以唯物史观的名义，以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名义。他经常援引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我们今天所说“两个决不会”的著名思想来支持自己，恩格斯关于“激进革命派领袖在还不具备统治条件的时候就出来掌权是最大的不幸”的名言，更是时时被他提起。例如他说：“正像恩格斯指出过的，对于任何一个特定的阶级说来，最大的不幸莫过于在它还没有充分发展而不能适当地利用政权的时候就得到政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一定要遭到惨重的失败。至于我国劳动群众，那么，如果它夺取政权，它的失败也会是必然的，因为大家知道，俄国现在正遭到空前的经济破坏。”[1]
从上述思想出发，普列汉诺夫毫不犹豫地反对布尔什维克要求夺取政权的主张。
给1917年布尔什维克全部革命活动奠定了总方针的列宁的“四月提纲”刚一发表，普列汉诺夫立即就站出来与之战斗。众所周知，列宁在这个“提纲”中尚未明言要搞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在第八条提纲里还特意表白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施’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 [2](p16)，但提纲的基本精神和所提出的一切主张、要求和具体步骤，正是要把俄国推上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对于这一点，当时的任何人——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都是看得很清楚的。因此普列汉诺夫在《谈谈列宁的提纲以及为什么有时梦话值得注意》一文中嘲笑说：“第八条提纲里的保留条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是监督等等）不过是我们的“共产主义者”安慰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良心的一种软弱的企图而已。”而在普列汉诺夫看来，列宁这种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号召，在俄国的经济和文化条件都还没有为这一革命做好准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能够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现阶段，“乃是在俄国土地上散播无政府主义状态的一种极其有害的疯狂企图”[1](p24)。由此普列汉诺夫把列宁的提纲比之为“在完全脱离时间与地点的情况下写成的”“梦话”。
在往后的几个月里，随着“梦话”越来越成为现实，即是说，随着布尔什维克离他们夺取政权的目的越来越接近，普列汉诺夫的指责也就越来越严厉而急迫。这位大理论家过去在争论中虽然一向以态度尖锐著称，但由于充分意识到自己在智力上的优越感而总能不失优雅，现在在文字中却处处暴露出了极度的焦躁和忧虑；他确实有点像我们所熟悉的“大批判”文章中常形容的那样，“气急败坏”了。他几乎动用了一切尖刻的词汇字眼来批评布尔什维克。在他的笔下，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是和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革命的炼丹术士”[1](p259)；是“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的借口下模糊这种觉悟的蛊惑家” [1](p231)，“已经彻底丧失了作健全推理的一切能力”[1](p171)；“列宁的假革命策略是巴枯宁的假革命策略的亲生女儿”[1](p181)。他甚至同当时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反对者一样，怀疑列宁同德国勾结，拿了来路不明的资助在俄国制造混乱。他不懈地号召人们同布尔什维克的“无政府主义”进行无情的斗争，坚决制止他们的行动。
事实上，列宁和他的布尔什维克同志们也并非不知道俄国由于生产力落后而不具备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客观物质条件。但他们有一种富于想象力的设计：可以用在俄国首先夺取政权的方法把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发动起来，“从俄国开始，在西欧结束”，这样就能把俄国和先进的西欧一起送进社会主义社会了。这一世界革命的设想把他们自己的大胆行动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求联系起来，从而给他们提供了心理上的支持，在当时很具有鼓舞人心的力量。但是普列汉诺夫对这一设想也坚决予以拒绝。他宣称这只不过是“自我欺骗”而已。他说，“不容争辩，就经济意义上说来，德国比俄国要发达得多”，但是“德国人不可能去完成将由俄国人开始的事业。无论法国人、英国人、美国人都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业。俄国无产阶级不适时宜地夺取政权之后，决不能完成社会革命，而只会引起内战”[1](pp465-466)。
普列汉诺夫不仅对“列宁分子”态度严厉，而且对他所谓“半列宁分子”也很不客气。在1917年的俄国，人心日趋激进，革命情绪愈益高涨。在这种局势下，即使是不同意列宁关于夺取政权搞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的大多数孟什维克，也不能不跟着形势向左转，不断提出具有否定资产阶级的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政策要求。普列汉诺夫就把这些人叫做半列宁分子。其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些人虽然懂得俄国当前的任务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而是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但由于“害怕犯同情资本主义的罪”[1](p206)，而不去与布尔什维克的主张进行坚决斗争，却做出一个个的让步；他们虽然拒绝了“列宁的假革命的策略”，但却“总是把话说成这样，似乎他们希望今后俄国可以根本不要资产阶级而通过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换句话说，听他们的口气可能会以为，他们希望一个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这种惊人的逻辑上的不合理现象，就表现在他们的策略体系的一系列矛盾中”[1](p221)。普列汉诺夫认为：“半列宁分子否定了列宁的结论，却接受了他的前提，从而帮助了列宁在实践中运用他的结论。”[1](p280)按照这个标准，在布尔什维克眼中属于资产阶级的一帮可恶代理人的策列铁里、斯柯别列夫等人，在普列汉诺夫看来便全都是“半列宁分子”。
那么，俄国的当前出路不是要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发展资本主义。可是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该干点什么呢？普列汉诺夫并不否认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阶级利益的上的对立，但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直接从这种利益对立中产生出来，而只能从资本主义不再能够容纳高度发展的生产力的状态中产生出来，而因此，当资本主义还有历史积极意义的时候，无产阶级和需要发展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就有共同利益。无产阶级为了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目的，固然需要在阶级斗争中争取和保卫自己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决不应该提出脱离实际的废除资本主义的要求。他认为在现时期的俄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需要发展生产力，正因此无产阶级的利益和其他“所有想要永远消灭旧制度残余的那些居民阶层的利益是一致的”[1](p27)。由此出发，普列汉诺夫利用一切场合尽力向两大阶级说明这样一个道理：“既然我们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那么就应当记住：这个过程是两面性的，其中无产阶级将要在这一面进行活动，而资产阶级将要在那一面进行活动。如果无产阶级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资产阶级也不愿损害自己的利益，那么这两个阶级就应该bona fide（善意地；真诚地——译者注）寻求在经济上和政治上达成协议的途径。”[1](p327)说来似乎有些奇怪：向两边同时呼吁妥协、主张让步，竟成为这位在许多人眼中属于阶级斗争观念倡导者之一的理论家这一时期言论的主要内容。
然而，布尔什维克不顾一切反对和阻挠，终究在十月用武力夺得了政权。普列汉诺夫对此痛苦异常。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幅可怕的远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向已经误入歧途的俄国工人阶级提出最后警告。在致彼得格勒工人的公开信中他激动万分地大声喊道：“不，我国工人阶级为了自己和国家的利益还远不能把全部政权夺到自己手中来。把这样的政权强加给它，就意味着把它推上最大的历史灾难的道路，这样的灾难同时也会是整个俄国的最大灾难。”[1](p464)不仅如此，在他看来，这个新的政权甚至也不是“劳动人民的专政”，而是“集团的专政”，“这同社会主义，特别是同马克思主义，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1](p484)。
以上是对论文集《在祖国的一年》主要思想的尽可能忠实客观的叙述。有了这样的介绍，在后面各节里让我们来作一些分析和评论。
按照人们都熟悉的传统看法，普列汉诺夫在早年是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后期却走上了错误的和叛卖的道路。《在祖国的一年》更被认为是他的晚年叛徒立场的典型代表作。然而，稍微切近一些的考察表明，此说是颇可怀疑的。本文倾向于认为，普列汉诺夫的晚年思想，与其说是对他早年思想的背叛，不如说是其早年思想的延续和在新的形势下的表现。
早在19世纪80－90年代反对民粹派时，普列汉诺夫便坚持主张，在落后的俄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者在现阶段应该放弃夺取政权的念头，他们应该一方面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宣传，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作准备，另一方面支持自由资产阶级反对专制主义统治，争取自由民主宪政。在沙皇专制主义制度垮台后，在经历一个较长的资产阶级改革和资本主义生产发展时期之后，才能迎来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基本思想，可以说是贯穿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1883）、《我们的意见分歧》（1885）、《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等名著中的一条线索。
早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中，普列汉诺夫已经确立了构成后来他一生全部思想和活动基础的理论要点。他无情地揭露民粹派运动所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的理论的和逻辑的矛盾，他尽力向人们说明在民粹主义传统中一向被看作罪恶而痛加詈骂的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性。他大力证明，在生产力落后的俄国现时期根本不可能产生出社会主义关系；社会主义者如果硬要在“生产的客观社会诸条件还没有成熟到可以有社会主义组织的程度”[3](p108)时便企图去夺取政权，那只能是少数人的行动。即使他们侥幸成功把政权抢到了手，其结果也不会有真正的社会主义，而只会出现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它将“在‘家长制的和有威权的共产主义’的种种理想中寻找出路，在这些理想中只是作这样的一种改变，使得管理国民生产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3](p110)。而这些“社会主义的阀阅”，这些掌权者，“没有任何保证说他们不愿意利用他们所夺得的政权来从事和工人阶级利益毫无关系的目的”[1](p111)。他认为社会主义只能由一个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充分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这样的无产阶级是不会允许甚至最诚实的有善良心肠的人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应该作为独立的活动家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不是让自己“永远从一个保护人那里转移到另一个保护人那里”[2]。
《我们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观点，尤其是大大加强了对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分析。普列汉诺夫援引丰富的材料，再次解释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的进步和革命作用。他指出，资本主义比起停滞的传统社会来其先进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虽然并不“谐和”但却充满“动态”的社会，在它内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会造就这样一些条件和这样一些矛盾，它们将会为新的社会关系做好物质的准备；而实现未来的社会主义的主体——无产阶级，也正是要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成长起来。普列汉诺夫驳斥了民粹派关于俄国资本主义是在沙皇庇护下成长，从而将来必定“没有希望”的说法。他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最初也是在专制国家的保护下成长起来的，而且一般说来，“每一新的社会的或哲学的原则都是在旧的和它对立的原则内部——因此也是靠了旧原则的营养液——诞生的。由此而得出新原则的前途是‘无希望的’这种结论，是等于不懂得历史”[4](p127)。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普列汉诺夫写道：“我们的资产阶级现在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嬗变：它已经长了肺，要求像政治上的自治这样气氛中的清洁空气，但是同时它还没有失掉鳃，仍须借助于鳃来在腐败的专制制度泥水中继续呼吸。” [4](pp128-129)这样一个阶级终将发展到要求自己的全面统治。处在这样一个阶段上的知识分子革命者想要去打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夺取政权”，怎能相信他们会创造出社会主义呢？“夺取政权原是工人阶级如同任何其他阶级一样的发展的必然结果，但是无论如何还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从特权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只要一夺取政权，就使得俄国的劳动人民能完成社会主义革命。”[3]
普列汉诺夫进一步发挥了《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中已指出过的、关于社会主义者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便夺取政权只会把人民放到新的“保护人”统治之下的思想。他从“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只能由工人阶级自己去进行”的著名原理出发，明确拒绝了特卡乔夫式的依靠少数“革命家”夺取政权的计划。他问道，“满足于纯粹主观特点的保证，把工人阶级的事业交付于个别人物和委员会之手，使他们所珍视的理想之胜利取决于这些或那些密谋的参加者的个人品质之信任”，“在如同像整个国家的工人阶级的命运这样的重要问题上，我们能满足于这样的保证吗？”[4]依靠这样的方法去夺得政权，普列汉诺夫断言，最后的结局不外两种：要么是革命家政府不顾人民还没有做好准备的现实而强制推行社会主义措施，从而建立起一个社会主义的专制制度；要么是革命家政府迫于现实条件而容许甚至自己去推行资本主义，那时它便成为“一个可笑的政府”[4](p240)。
在上述两本书中，普列汉诺夫都拒绝了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将会来支援俄国革命的设想。他挖苦地写道：“西方是西方，而俄国是俄国，换句话说，‘不要垂涎别人的蛋糕，趁早起来做自己的去’吧。不管欧洲革命可能的影响如何伟大，我们必须关心创造那些使得这一影响能确实发生的条件。”[5]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则从对近代以来欧洲社会思想发展演变的更加宽广深入的对比研究中，从对唯物史观的极富新意的阐述发挥中，再次指出了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作者关于俄国工人阶级运动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只有跟着生产者自觉发展的程度才有可能和我们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害的后果作斗争”[5](p237)。这样，资本主义的发展仍然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头等问题。
至此读者可以把普列汉诺夫的前后期作一个对比。同样是认为俄国不可能跳过资本主义阶段而直接走向社会主义社会；同样是确认资本主义发展为俄国当前必然的和必不可少的进步现象；同样是警告革命者：不要过早地夺取政权，否则必将引导到一种由革命家当权的新的官僚“阀阅”社会；同样是不相信在俄国革命信号的引发下西欧革命将会发生并因此赋予经济落后的俄国以跳跃发展的机会……既然有这样多的“同样”，本文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把同一个人的前后期如此截然二分地割裂开来。不，我以为更可靠些的结论应该是：普列汉诺夫前期和后期的基本观点大体是一致的。如果你否定他的此一时期，按照逻辑你也就应当否定他的彼一时期。其实普列汉诺夫本人正是这样做自我评价的。1917年时他写道：“我现在写文章的语调，也就是从《我们的意见分歧》的时代起我所写文章的那种语调。”[1](p38)我以为，普列汉诺夫在这里并没有说错。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反驳说：在《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我们的意见分歧》中普列汉诺夫反对的是由民粹派进行的农民社会主义革命，到了1917年他反对的却是由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这两者能够等量齐观吗？因而前期正确而后期错误、“背叛”，等等。
不错，民粹派与布尔什维克是有很大的、可以说是本质的区别。民粹派是以巴枯宁、拉甫罗夫、特卡乔夫这样一些思想家的理论为指导的，而布尔什维克则无疑是一批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决不能把他们混为一谈。然而问题在于，不应该忘记把革命者与革命区别开来。革命者的纲领、理想、主观目标是一回事，而他们在发动革命时必然置身其中，因而不能不接受其决定性影响的客观环境是另一回事。唯物史观首先要关注的是客观的逻辑而不是主观意图。正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许多场合都曾谈到过这样一些派别和人物，他们在历史潮流客观作用的推动下会身不由己地走上与自己的初衷大不相同的道路。在他们看来，俾斯麦之充当“革命的遗嘱执行人”是如此，巴黎公社期间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大致采取正确的行动是如此，一般说来，无论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派别，都是如此。1885年恩格斯在一封信中关于革命者这样写道：“那些自夸制造出革命的人，在革命的第二天总是看到，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制造出的革命根本不像他们原来打算的那个样子。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讽刺，免遭这种讽刺的历史活动家为数甚少。”[6](pp670-671)所以，如果不是把历史运动的客观条件和客观过程当作决定性的东西，而是把党派自己的纲领主张、它自己打出的旗帜，把“他对自己的看法”当作决定性的东西，在本文看来，恐怕就是把主观意愿和历史的客观实际进程混为一谈了。
准此，如果不是一味固守“以派划线”的原则，这里的关键尺度就不在于是谁进行革命，而在于这样一个问题：1917年的俄国与1883－1895年的俄国相比，国内的生产力和与此相关的社会条件以及国际的形势是否有了如此长足的进步，以致可以发动无产阶级革命而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了？透过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议论，可以说他正是把这个问题当作出发点，而他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并没有这样长足的进步。
再重复一遍：1917年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仍旧是他1883年——1895年理论主张的合逻辑的继续，关于他晚年“背叛”自己早年的指责是不公平的。关于“背叛”的说法，应当视为他的论战对手站在自己立场的一种政治辩论手段而已；当然，这种说法并非恶意诬陷，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当年激烈政治对立中情绪化的产物。时过境迁，今天应该承认，普列汉诺夫与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歧不管如何严重和尖锐，毕竟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由于对各种条件、形势认识不同、策略不同而产生的分歧，属于同一运动的不同流派、不同意见之争。
在那个充满政治上的疾风暴雨的1917年，布尔什维克对政权志在必得，普列汉诺夫所说的一切都被斥为反革命言论。然而，在经历了空前曲折复杂、充满艰难险阻的多年斗争之后，列宁晚年在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据说当布哈林去探望病中的列宁时，发现他手里拿的正是一本《在祖国的一年》。布哈林惊问你怎么读这本书？列宁答道：这本书里有许多真理[7](p1010)。
如果情况是这样的，那么，笔者今天准备跟着晚年的列宁一起说：此书里面有许多值得重视和思考的真理。
首先，人们应该好好想想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普列汉诺夫一贯主张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相联系？
其实，这个问题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本是早已解决了的，但是到了后来却被搞得非常混乱。
历史唯物主义的起码道理告诉我们，没有一定的社会存在便没有一定的社会意识，“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 [8](p72)。依此类推，如果没有由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所造成的“社会存在”，那就不但不会有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而且也不可能在人民的观念中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自然也就不能凭空冒出社会主义的学说和制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关系是社会主义革命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恩格斯干脆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不懂得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一样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先决条件，就是根本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初步知识[9](p273)。当普列汉诺夫反复指出生产力的头等决定作用时，他只不过是重复了马克思恩格斯早就谈过的这个原理而已。
然而，问题的复杂性在于，这些社会主义初步知识的逻辑在历史发展的作用下发生变异了。当历史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越来越成为统一的“世界历史”时，一国的“社会意识”在“国际交往”的作用下，有时会（更确切地说，是随着历史发展而越来越经常）跑到它的“社会存在”的前面去。在先进国家示范作用的影响下，落后国家的“意识”经常会超越本国的经济生活条件，成为对先进的别国的“存在”的反映。所谓德国古典哲学是法国革命的理论、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是对德国社会民主主义的模仿，就都是这种情况的例证。在这种条件下，“社会意识”是和它本该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存在”脱离而具有独立性和超前性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能否依靠这种先进的“意识”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呢？可以说，普列汉诺夫终生都在与这个问题打交道，而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坚决否定的。
为什么否定呢？既然已经有了先进的“意识”，难道还要历史像原来那样按部就班地慢慢发展吗？既然先进的“意识”已经确认未来的必然方向是社会主义，难道就不可以改变革命的进度、重新配置革命的“主观力量”、跳过某些中间发展阶段吗？就算生产力落后，难道不可以依靠一个先进的党先去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展生产力赶上别的国家吗？这些，正是后来人们批判普列汉诺夫，给他加上“经济决定论”、“宿命论”之类的恶谥，把他的思想当作“唯生产力论”大加贬斥的理由。然而，人们在革命的名义下慷慨激昂地作这种批判时，似乎并没有深入思考一下这些机智的问难背后可能隐藏着的问题。
前面刚刚说过，从马克思学说的立场上看，一个头等重要的问题是，没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高度发展，就没有无产阶级在数量和质量上的相应发展，同样，也就没有认识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性的社会意识。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先进的意识”，始终只能是少数革命家头脑中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进步事业是重要的，因为它能够起到传播推进社会主义思想、充当社会主义运动的“酵母”的作用，但是它毕竟还不能等同于人民大众的普遍社会主义意识。如果这种“先进的意识”及其承载者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初动力，整个事业的核心，并以把握了历史发展规律的奥秘和人民大众的未来命运而自傲，到处以天然领导者和教育者的身份向人民大众提出臣服和追随的要求，这就很可能是危险的。对此，普列汉诺夫和罗莎·卢森堡都曾经尖锐地提出过警告。普列汉诺夫曾把这称之为新的“英雄与群氓”理论，卢森堡则把由此形成的组织集中制称作对工人阶级的“托管”制。但是问题还不止如此。“先进意识”为了要实现自己的理想目的就不能满足于“光荣的孤立”，它懂得“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如果它确实利用某一特殊形势通过灵活的策略抓住了人心，获得了支持，从而夺得了政权，那时会怎样呢？
按照普列汉诺夫的看法，那时就会出现前面引证过的“不是秘鲁的太阳之子们及他们的官吏们而是社会主义的阀阅”来管理生产资料和国民生产的情况。换句话说，就可能形成这样一种新的社会，不管它是按照理想主义设计强制推行社会国有化措施，还是出于现实主义考虑促进资本主义发展，都与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由工人阶级大众自己建立并自己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相去远甚。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不仅仅是主张生产资料公有化，它的一个最根本最核心的规定是，这种公有化必须在实质上而不是名义上以工人阶级的管理为保证。而为了给这种保证提供充足的物质前提，就必须使工人阶级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达到充分发展的程度，只有这样才能够使工人阶级的解放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综观普列汉诺夫1883年以后的全部著作，正是这个基本信念的逻辑支配了他的毕生思想，使他始终把生产力的高度发展视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最主要标准。一旦他确认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标准，那时不论革命的推行者是民粹主义的密谋组织还是列宁主义的革命家集团，他都一概当作违反科学社会主义的错误举动予以反对。
今天我们不能不说，普列汉诺夫坚守生产力标准，比起后来许多他的批评者的认识要高明得多。在他那里，实行社会主义变革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决不是一种可以随意抻缩、实际上被化为空洞乌有之物的意识形态套话，而是一种具有明确的质的规定性的、可衡量的尺度，这就是它必须达到帮助工人阶级普遍产生社会主义自我意识的高度。我们还应当指出，历史后来的经验教训的确证明了他的思想的深刻之处。历史已经昭示，由于缺少足够的物质条件和工人阶级大众的自我意识，苏维埃政权所管理的社会一开始就不能不满足于成为一个由少数革命家管理的社会；这一社会尽管也可以作出许多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成就，但社会本身缺少自治能力，政治凌驾于社会之上。随着革命之初热情真诚的理想信念的日渐淡漠和消失，随着独占的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实际利益的诱惑，政治权力逐渐演变成不仅与社会相脱离并高居其上，而且具有自己的特殊追求特殊目的的异化力量，形成了一个“代管”社会生产资料和一切事务的特权阶层。当人们真的看到一批“社会主义的阀阅”出现在眼前时，不是很值得对写出这一著名警告的作者当年的言语重新回味一番吗？
对于这个演变过程所产生的严重问题，后来的不同时期里那些最富有批判思考精神的思想家们都在不同程度上察觉到了并做了分析。在这个长长的认识系列上，我们可以首先举出列宁，他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创建者和领袖，坦率承认“苏维埃虽然按党纲规定是通过劳动者来实行管理的机关，而在实际上却是通过无产阶级先进阶层来为劳动者实行管理而不是通过劳动群众来实行管理的机关”[10](p155)。到了晚年他更进一步意识到，由少数“老布尔什维克”依靠其威望而不是由人民大众管理的政权是包含着极大危险的。若干年后，十月革命的另一最大领袖托洛茨基在党内斗争中失去权力，这时他提出了“蜕化的工人国家”的概念并承认了它与工人阶级发展不足之间的关联，但他的认识也只能到此为止。再后来，陈独秀、吉拉斯、苏联当年的持不同政见者，直到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少数民间青年思想探索者[6]，都对这一严重问题给予了极大关注，然而他们的论述往往局限于揭露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并进行道义谴责，对现象的历史起源的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并未达到当年普列汉诺夫的高度。直到近年，我国学术界终于也承认了苏联有一个特权阶层的事实。情况既然如此，今天人们就没有理由不对这一系列上最早而又有异常深刻之处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述遗忘脑后，漠视不顾。
普列汉诺夫1917年回国后，只领导着一个很小的“统一派”，出版一份发行量不大的《统一报》，维护和宣传他自己的主张。然而在此时的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不要说布尔什维克，就连孟什维克们也都嫌他太保守了；这位在全欧洲都拥有无上荣誉的“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现在丧失掉了早先的大半影响，在世人眼中竟落到了极右分子的地位。十月革命后，当布尔什维克的起义者搜查到他的住所时并盘问他时，甚至严词谴责他“把自己出卖给了资产阶级”[11](p380)。情况怎么会成为这样呢？为什么到这时几乎没有人愿意再倾听和理解这位大理论家了呢？理论上既然如此深刻，在政治实践中为什么却失败了呢？
对此既不能用“背叛”说去解释，也不能归咎于布尔什维克的“中伤”。另有更复杂的原因。恩格斯曾经说过，理论上不正确的，世界历史上可能正确[12](p209)。同样，理论上有道理的，在历史的某个时期未必行得通。依我看，普列汉诺夫就属于这种情况。
1917年的俄国，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严重不足，若按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论，确实离社会主义革命相去甚远。因此，不但普列汉诺夫反对由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孟什维克的其他各色人等也都不同意由社会主义者取得政权。然而与此同时，俄国政治舞台上演的却全然是另一出戏。在这个领域中，随着二月革命之后形势的迅速变化，整个政治潮流急剧左倾，社会主义者只要抛去他们的理论顾虑，把政权拿到手便越来越成为一件易如反掌的事情。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人民大众长期以来对托庇于沙皇专制制度而求得发展的俄国资本主义的敌视，对资产阶级要求继续进行战争的普遍厌恶；另一方面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存在及其激昂的反战反资本主义宣传。这两个方面相互结合相互作用，使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呼声变成了压倒一切的最强音，任何相反的甚至稍为不同的意见都无情地被视为反动主张。由此之故，一个个政治派别，昨天还是受到欢迎的革命派，今天却都像旧抹布一样被时代潮流抛弃了，俄国革命就这样沿着“上升路线”发展，不可阻挡地走到了自己的最高点：布尔什维克的夺取政权。在这样的暴烈氛围中，文学家高尔基仅仅针对革命中摧残文化、愚昧盛行的行为发表的一些批评意见已经是“不合时宜的思想”，思想家普列汉诺夫明确反对革命的理论主张就更加是“不合时宜的思想”了。普列汉诺夫的政治失败因此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局面是历史地形成的。笔者在以前曾发表看法说，推动1917年俄国革命全过程的诸条件看似偶然，实际上具有久远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它们是置身于“世界历史”环境中的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落后性和先进的西欧社会思想影响长期交互作用的产物[13]。这种看法今天大致也还站得住脚。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交互作用过程中普列汉诺夫本人曾经起过决定性的作用，那时他作为屡遭挫败的民粹派革命运动的亲历者之一，依靠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一“引路之线”走出已经令他大为失望和迷惑的民粹主义迷宫，反过来对自己先前服膺的主义发起了毁灭性的打击。他在19世纪80－90年代的理论活动，把马克思主义引入俄国，其结果是提前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建立起了社会主义政党。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切还都是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规划发展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积极地参与和影响历史，但是却必须遵循“自然的历史过程”。然而，日后俄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却日益超出了他的预期。从政治思想发展超前于经济发展的逻辑中孕育出来的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不再满足于普列汉诺夫所制定的俄国社会主义运动发展方向，而是使其政治规划指向这样一个方向，即“利用我们的社会民主主义学说的正确性”，在严密的“革命家组织”的领导下造就强有力的革命运动，代替资产阶级去推翻专制主义政治统治，从而打破俄国资本主义的“自然的历史过程”，把俄国迅速地引领到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去。这个方向发端于1903年前后，到1917年便具体落实为“四月提纲”并引导到布尔什维克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这“十天”与其说是过去某些西方学者笔下的列宁等“制造革命的人”的突然行动所致，不如说是俄国革命运动过去长期发展所逐渐准备好了的最后结果。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意识到了他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并为而颇感惆怅，但面对他所不愿看到的结果已无能为力了[14](p358)。对他这位运动的创始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场悲剧。
历史就是这样曲折复杂，仿佛真是具有某种“理性的狡计”。它在一个落后国度的物质与文化发展还远没有为一场大手术做好准备的时候，就不可遏制地把它的头脑、情感、心理和四肢一齐激发起来，推到一定要冒险行动起来的状态。20世纪东方社会主义大致走的都是这条路线。因此历史学家在研究这一经济与政治不协调的奇特发展过程时，必须慎重考虑到事情的复杂性，既不隐晦这一手术导致“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酷事实，又很有必要记住高尔基1917年时的忠告：不要一味朝手术施行者喊“吊死、枪毙、消灭”，而要“做到处事公正”[15](p195)，即是说，作出历史主义的评价。在这里，就是既要对十月革命的严重不足有清醒认识，也要给它以公正的历史地位。
这也决定了我们对待普列汉诺夫这本文集的态度。从各方面看，1917年俄国革命好比是一场社会主义的尼德兰革命。它借助历史的风云际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惊人成功，却又缘于缺乏历史准备而在往后的发展中历尽艰难，吃尽苦头，直至出现如恩格斯所预警过的“丢掉脑袋，出现反动”[16](p587)的结局；它的整个成败都对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的命运产生了决定性影响。普列汉诺夫在那个历史关头由于与当时的整个政治潮流相悖而必不可免地陷入悲惨的失败，但他的思想中的深刻预见力却随着历史发展彰显出来，以致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用一种不同的心境去重读这本书。这不仅是为了重新认识历史的复杂性，也是为了对现实有所借鉴。
[1]普列汉诺夫：《在祖国的一年》，三联书店1980年版。
[2]《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
[4] 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三联书店1961年版。
[5] 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三联书店1973年重印本。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费希尔：《列宁：神奇的伟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0]《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1]约翰·里德：《震撼世界的十天》，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行动党1965版。
[13]张光明：《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问题》，载《国际共运史研究》第七辑，人民出版
[14]塞缪尔·巴伦：《普列汉诺夫：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63年版。
[15]高尔基：《不合时宜的思想》，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73版。
[1] 见《在祖国的一年》第207页。恩格斯的这段话，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新版完整引述如下：“对于一个激进派领袖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在运动还没有达到成熟的地步，还没有使他所代表的阶级具备进行统治的条件，而且也不可能去实行为维持这个阶级的统治所必须贯彻的各项措施的时候，就被迫出来掌握政权。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取决于不同阶级之间对立的发展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阶级对立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那一派要求于他的事，也并不取决于他，而且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必须恪守自己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而这些理论和要求又并不是产生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相互对立的态势以及当时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状况，而是产生于他对于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的一般结果所持的或深或浅的认识。于是他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无法摆脱的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所能做的事，同他迄今为止的全部行动，同他的原则以及他那一派的直接利益是互相矛盾的；而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办到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那一派，不代表自己的阶级，而去代表在当时运动中进行统治的条件已经成熟的那个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维护一个异己阶级的利益，不得不以一些空话和诺言来对自己的阶级进行搪塞，声称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本阶级的利益。谁要是陷入这样的窘境，那就无可挽回地要遭到失败。”（《德国农民战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1－552页）
[2]参见普列汉诺夫：《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第105页。译文有改动。
[3]参见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第130页。译文稍有改动。
[4]参见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第235页。译文有改动。
[5]参见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第254页。译文有改动。
[6]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人们过去知之甚少。最近印红标的博士论文《“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与青年思想探索》在收集大量材料的基础上做了详细的、有价值的论述（北京大学2005年，未刊）。
